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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chuàng)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這是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韓國70后女作家韓江的獲獎理由。在接到瑞典文學院的電話后，韓江淡淡地表示自己剛跟兒子吃完晚飯，現在準備喝茶慶祝一下。
令人意外的是，韓江幾乎算是“年輕作家”，且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亞洲女性。2015年，韓江才踏上國際文壇，距離獲得諾獎不足10年，這樣的速度令人佩服。而早在2016年，韓江也已是獲得布克獎的首位亞洲作家。
她的作品有何特色？在她的寫作生涯中又歷經了怎樣的故事？在今天的TOPHER人物中，我們將帶您走近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01、書是半生命體
1970年，韓江出生在韓國光州的一個文學世家，她的父親韓勝源曾獲代表韓國中短篇小說最高水準的李箱文學獎，不過在韓江幼時，其父親還是個沒有什么名氣的年輕小說家，家里也并不富裕。不過，韓江的家庭非常重視文學藝術，也鼓勵孩子們自由思考，表達個人見解。
韓江說：“他把我們那沒有家具的房子堆滿了書。書架上的書如洪水般傾瀉而下，凌亂地堆滿了地板，像一家從沒整理過的二手書店。對我來說，書是半生命體。”
換句話說，被書籍熏陶的時光組成了韓江的童年，而這似乎就是她走上文學之路的重要基石。韓江在10多歲時非常喜歡俄羅斯文學，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且反復閱讀過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人之死》。14歲時，韓江在閱讀韓國作家林哲宇的《沙平站》之后，她說：“我被這個生動的故事迷住了，決定成為一名作家。”
大學畢業(yè)后，韓江先是做了3年編輯。在工作期間，她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只是為了留出時間創(chuàng)作。后來因為寫作的欲望越來越強烈，干脆辭職成為了專職作家。
韓江初入文壇緣自1993年她在《文學與社會》發(fā)表的詩歌，她曾說“我的寫作是從詩歌開始的。我的小說與詩有很大重疊，寫詩讓我進入情緒。”對于這部詩集，韓江曾表示，“我花二十年的時間寫了一本詩集，通過這種方式重新審視語言與真實的關系。任何語言、每個句子都包含著美麗和卑劣、純潔和骯臟、真相和謊言。”
1994年，韓江憑借短篇小說《紅錨》在文壇嶄露頭角，并先后榮獲《首爾新聞報》年度春季文學獎、韓國小說文學獎、今日青年藝術家獎、東里文學獎等，在這一階段韓江大多數是韓國國內文學獎。
2016年5月，韓江憑借小說《素食者》擊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新作《我腦袋里的怪東西》、暢銷書“那不勒斯四部曲”終曲《失蹤的孩子》等154名競爭對手最終成為布克國際文學獎歷史上第一位亞洲作家。
2018年，她憑借作品《白》再次入圍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并且創(chuàng)紀錄的在同一年憑借《少年來了》入圍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短名單。
在韓江看來，“我覺得寫作就像是點燃火柴，在一旁凝視火苗燃燒，直至熄滅。也許這就是小說所能做的一切。就在這凝視的瞬間，向人類和人生提問。也許，我就是在完成一部部小說的過程中推動著我的人生前進。”
02、女性視角主體
與父親側重傳統(tǒng)敘事的文風有著顯著的差別，她的文學風格更加傾向于探索內在世界，探究人性與生命，女性則是韓江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在大家較為熟悉的《素食者》中，為了逃避來自丈夫、家庭、社會和人群的暴力，一位女性開始拒絕自己的“人類”身份，甚至決定變成一棵樹，一棵只需要陽光和水，謝絕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韓江在書中描繪了一個普通女性對緊縛自己的守舊傳統(tǒng)與思想的抵抗。
而《失語者》的主人公經歷了母親去世、離婚、訴訟，最終失去了九歲兒子的撫養(yǎng)權，送走孩子之后她患上了失眠，且每周都去看一次心理醫(yī)生。心理醫(yī)生判定她是因為近來的生活境遇刺激下的暫時失語，可她只是一遍遍在桌上寫著“不是的，沒那么簡單……”
韓江兇惡的父輩、不負責的丈夫、滿腦子欲望的姐夫們構成的群體，對女性的壓榨，
韓江作為一位敏銳的記錄者，記錄下了那些不尋常的女性們的生活，那些對女性壓榨的兇惡父輩、不負責的丈夫、滿腦子欲望的姐夫們等等，在她筆下的女性，可能有柔弱、傳統(tǒng)，但每一個女性角色都非常敏銳立體。
換句話說，她以女性為主體書寫，從根源上回望了生活為人們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并且這些女性均在以生命的力量反抗強加在自己身上的規(guī)訓。
03、充滿疼痛的書寫歷史
如同諾獎頒獎詞所言，韓江通過克制又平靜的語言，極其細膩地描繪著日常生活里不可推卸的傷痛和絕境。在韓江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身體的疼痛同樣伴隨著她。
從十幾歲起，韓江就患上了偏頭疼，此外，她還有嚴重的指關節(jié)勞損，后期甚至無法敲打鍵盤，只能手寫。后期，手寫都難以支撐，韓江也因此沉寂了兩年時間。
好在，韓江后來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倒握圓珠筆在鍵盤上敲字，正是通過這樣的方法，她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了《樹火》。
在韓江的作品中，總帶有一絲冷冽的痛苦，這種并非血淋淋的剖析方式卻讓人在讀完不由感到切膚之痛，無論是歷史宏大的敘事亦或是著眼于小人物的刻畫都是如此。
在2014年出版的《少年來了》的作品中，韓江聚焦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光州民主運動，借少年之口，韓江講述了暴力帶來死亡后的一種反思：“我們在觀看往生者時，其靈魂會不會也在一旁看著他們自己的面孔呢？走出禮堂前，你回頭巡視了一番，不見任何靈魂蹤影，只有沉默仰躺的遺體，與臭氣沖天的腐尸味”。
2018年入圍布克獎短名單的小說集《白》里，主人公置身二戰(zhàn)后殘余廢墟的波蘭華沙街道，忽然感到“城市就像是一個人的從死到生”。可以看到，通過這種生與死、人和軀體的對話，韓江將現實邊界打破，帶領眾人進入到了更宏大的人類命運關照中。
其實，在后期，韓江的作品邊界也逐漸拓寬，除了上述的《少年來了》，后期的《不做告別》則是圍繞駐韓美軍在濟州島的屠殺事件進行展開。這些在韓國文學中，都是少有的題材，韓江的記錄和發(fā)問原本就是一種莫大的勇氣。
或許如同韓江所言：“盡管存在暴力，但人類擁有感受他人痛苦的力量，以及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能力。只要我們的內心擁有提出疑問的力量，即使看似微弱，希望就不會消失，始終會存在于我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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