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唐大杰（北京微觀治庫創始人，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今年全國“兩會”上有多位代表委員呼吁提高農民養老金，引起了廣大網民的呼應。國家充分重視城鄉居民的生活保障，連續多年提高農民養老金最低標準。但現實中，農民的基礎養老金過低，遠遠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農民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嚴重。

所謂基礎養老金，是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簡稱基保）中的基礎部分，它是由中央確定最低標準，這部分由中央財政支出，而地方政府可以適當增補以提高基礎養老金待遇。2024年全國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的最低標準是143元，但地方增補額度差異巨大。上海提高了9倍之多，達到1494元；廣東為220元，僅提高了77元；而部分省份的基礎養老金并未得到地方政府的補貼。

除了基礎養老金外，農村居民可以繳費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通過個人賬戶的“儲蓄”作用在退休后增加養老金待遇。但對于收入微薄的農民來說，付出現金來為未來養老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我身邊接觸到的案例中，參加繳費型養老保險的農民比例不高。

農民的養老金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各地民政部門每年都會公布地方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簡稱低保）。低保制度是指國家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低保標準的人口給予一定現金資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所需的社會保障制度。根據公開資料測算，2024年多數地區的農民基礎養老金大大低于低保標準，黑龍江、安徽、四川、云南等地的基礎養老金比低保標準低了2倍以上，而經濟最發達的廣東省，竟低了驚人的4倍多（見下表）。農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只有143元，如果地方政府的補貼不足，根本無法滿足退休農民的基本生活要求。全國只有上海和北京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在政府補貼后接近低保標準，其中上海市為1490元/月，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1595元/月，兩者相比約為93.4%，基本持平。

建立國民基礎養老金，實現基本養老保障的底線公平

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中的基礎養老金還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據媒體報道，湖南長沙縣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為281元，而其他縣市區為276元。同屬于湖南省的益陽市，基礎養老金就只有151元。在調取樣本中，同一城市的城鄉差異普遍存在，只有極少數城市實現了城鄉統一標準。

生活在城市的人們長期存在一個誤區，認為農村生活成本低。其實，相較于城市，農村的生活成本并不低。比如農村電價高于城市，非自產農產品價格高于城市。農民獲得現代醫療服務、獲得教育的成本均高于城市居民。農村表面上的低生活成本，是農民減少了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費導致的。比如農民很少有娛樂消費。因此，在相同消費項目下，在相同商品和服務質量下，農村的生活成本并不比城市低。壓低農民養老金標準毫無道理可言。

另外，農民的平均壽命低于城鎮居民。城鎮居民平均預期壽命為75.21歲，農村居民人均預期壽命為69.55歲，則農民的領取養老金的期數低于城鎮居民68個月，約為城鎮養老金的37.2%。農民領取養老金的時間明顯低于城鎮居民，在國家公共福利中是劣勢群體。假設在全民共有的福利體系中，在共濟原則下，預期壽命較短、福利待遇較低的農民群體是這個福利體系中的貢獻者。

綜上，由于基礎養老金標準城鄉有別，農民領取的基礎養老金低于當地城鎮居民，而且在領取的時間上，農民也明顯少于城鎮居民。在國家養老體系中農民的待遇極不公平，養老制度亟待深化改革！

近期，浙江大學張翔教授在《社會治理》上發文，提出了建立國民基礎養老金的設想。他認為應該一步到位，將基礎養老金的標準與當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掛鉤，2030年城鄉居保的月基礎養老金達到農村低保月標準852.19元。

作者發現，2021年人均待遇最高的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獲得了最多的人均財政補貼，而人均待遇最低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反而只獲得了最少的人均財政補貼。促進社會公平，對不同群體中基本養老保險的人均財政補貼差距，應該努力縮小而不是擴大。作者認為，由于機關、職工和居民三大基本養老保險財政補貼存在巨大的結構調整空間，可以在財政補貼總額不變的情況下，調整三大基本養老保險的財政補貼支出結構，縮小三大基本養老保險的人均財政補貼差距和人均待遇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作者建議國家建立由財政籌資的非繳費型國民基礎養老金制度，意味著凡是中國老年公民，無論是否工作、參保、繳費，在達到法定養老金領取年齡之后，均可按月領取由財政籌資、足以保障老年基本生活需要的相同待遇水平的國民基礎養老金，從而推動實現基本養老保障的底線公平。

提高農民養老金是促進消費提振經濟的良策

宏觀政策導向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大力發展服務消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有多位專家建議提高農民養老金。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認為，在目前的宏觀背景下，沒有什么政策能比增加農民養老金更能刺激消費。他認為，農民養老金平均每月只有200多元，而領取農民養老金的人大多是中低收入人群。每個月增加200元，增幅是很高的，對他們的消費傾向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并且，領取農民養老金的群體大多數是廣大農民工的父母親，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可以適當減輕農民工的養老負擔。同時，相當一部分農民工未來也會在退休后領取農民養老金。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能提升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進而刺激他們當下的消費。

早在2014年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要求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2345險，全面建成公平、統一、規范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但10年來，這個居民養老保險還是給參保者留下了“公平不到位、統一不全面、規范不明確”的負面印象。

我國廣大農民群體為國家糧食安全、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目前各地農民的基礎養老金遠遠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無法保障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制度中的種種不公平現象亟待改變。

筆者支持張翔教授關于建立國民基礎養老金的建議，為全體國民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防止老年貧困。國民基礎養老金由中央財政補貼，今年我國將繼續加大財政赤字用于保民生，應該將更多的資金補貼到基礎養老金部分，一步到位，增加基礎養老金補貼，將基礎養老金標準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看齊。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