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邢予青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

在“美國的解放日”4月2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舉著一個寫滿了“對等關稅”的牌子，向全世界發起了貿易戰，并傲慢地警告其他國家“不要報復，否則將受懲罰”。此后，中國是唯一一個針鋒相對反擊特朗普關稅霸凌的國家。

為了讓美國看在盟國的面子上盡快取消關稅，日本政府兩次派代表團去華盛頓磋商，卻無功而返。中國的談判代表團沒有去華盛頓磋商，而是在中立的瑞士與美國進行談判。結果特朗普政府同意把從“解放日”開始累積的高達125%的對華關稅降到10%。顯然，在中美貿易戰的第一回合，特朗普眨眼了，中國先勝一籌。

《華爾街日報》在5月12日發表的評論文章中稱，特朗普急急忙忙把剛蓋好的關稅墻拆得就剩10%的地基，顯然是“投降”而不是“勝利”。但是任何評論與現實，都不妨礙這位“交易大師”向全世界宣布這是一個“偉大的交易。”

特朗普把關稅當成治國神器，不斷揮舞大棒向中國施壓，源于他和他的團隊對于中美貿易關系的錯誤理解。他們對中國產品是如何進入美國的市場，“Made in China”為何在美國所向披靡的看法，依然停留在化石時代。在特朗普和他的團隊的鏡像中，美國就是一個懷揣5000億美元的土豪采購商，中國則是一個產能過剩，為產品賣不出去而焦慮的供應商。因此，美國可以隨便以關稅的方式索取回扣。它高興了就要10%的回扣，不高興了，就把回扣的比例提高到54%；因為中國忽視了美國的警告，拒絕了這些無理的要求，它就惱羞成怒把回扣提高到125%，幻想中國不僅會把貨白給美國，還要再倒貼25%。這樣的思維顯然是錯誤和愚蠢的。

中國產品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美國的千家萬戶，并被美國消費者喜愛，是因為中國企業融入了全球價值鏈，“Made in China”是沿著全球價值鏈順利進入美國市場的。許多美國跨國公司就是構造和運作這些全球價值鏈的企業，中國的企業則是這些全球價值鏈的合同制造商和組裝商。中美企業在每個產品的價值鏈上分工明確：美國的企業負責產品的研發、設計，以及在美國的營銷。中國的企業負責把產品制造好，組裝好。

美國的企業負責把這些產品賣給美國的千家萬戶，并不停地通過技術革新、產品設計革新、以及擴大銷售網絡，來刺激美國人的需求：讓美國消費者覺得5雙耐克鞋不夠，需要10雙；2個布娃娃不夠，需要30個；不用最新的iPhone就是不酷，趕不上潮流，不好意思出門見朋友。中國的企業則負責投資擴充產能，滿足不斷被美國企業刺激的需求。這就是以全球價值鏈為基礎的中國對美出口的實質。我在《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論述。

因此，當特朗普把對華關稅增加到125%，首先尷尬的是美國的蘋果公司。在鄭州組裝好的iPhone是蘋果公司的產品，蘋果公司不可以因為這些產品的關稅是125%，就拒絕接受這些產品，然后改賣三星在韓國制造的手機。美國運動鞋老大耐克公司在中國有100多個合同加工廠，耐克公司也不可以因為125%的關稅，違約拋棄訂單向日本的ASICS求救，改賣日本制造的ASICS運動鞋。

美國零售業龍頭老大沃爾瑪在中國有5萬家合同供應商，為它制造“Made in China for Walmart”的產品。這些中國企業每年銷往美國的幾百億美元的產品，是通過沃爾瑪在美國的450家零售門店賣出的，而不是像《推銷員之死》中可憐的米勒，挨家挨戶敲門向消費者兜售產品。特朗普可以輕松地說：“美國的孩子沒有必要有30個布娃娃，2個就可以了。”但是，沃爾瑪不可以告訴它的股東，因為關稅太高，沃爾瑪沒有必要每年在美國賣4420億美元的貨物，只賣它的十五分之一就可以了。

1990-2018年的超級全球化時代，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制造業價值鏈。它把中美企業捆在一起，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這一局面在短期無法改變，也許在長期可以改變。但是，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說過：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因此，當特朗普的關稅大棒導致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成本暴漲，或者訂單下降時，首先傷害的是以中國為組裝和制造基地的美國的企業。它們或者無貨可賣，或者要支付高昂的關稅成本。全球價值鏈就像一把看不見的回旋鏢，讓美國企業也成為特朗普關稅的犧牲品。為了美國企業的利益， 特朗普不得不拆掉自建的關稅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