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閆桂花

提高生育率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一大挑戰，在發放育兒補貼、增加產假等已有措施的基礎上，最新研究顯示，對男性的家務勞動進行補貼或許也是提高生育率的方式之一。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奚錫燦和合作者、香港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周林碩通過對23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經濟結構變化——服務業的擴張和農業的萎縮——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且這種關系在社會規范剛性的社會中尤其顯著。所謂社會規范，指的主要是社會對性別態度，比如“女主內、男主外”；“剛性”主要是指社會規范的嚴格程度以及社會對偏離這些規范的容忍度。

具體來說，作者發現，服務業擴張速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每位女性可能會少生育0.1個孩子，而在社會文化剛性程度高于中位數的國家里，這一相關性要高出50%。

基于此，作者構建了一個量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生育決定由夫妻雙方共同做出，而生育率是由有性別傾向的技術進步和社會規范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夫妻雙方通過權衡育兒的機會成本與偏離社會規范帶來的心理成本來確定育兒責任的分配，育兒責任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他們生育孩子的意愿。社會規范由不同年齡群體的觀點加權平均而成，總體而言，老一代群體的影響力更大。

作者發現，如果社會規范要求女性承擔大部分育兒責任，那么即使女性的工資提高，她們也會因為社會的不認可，也就是減少育兒時間帶來的社會壓力，而考慮不生育或者少生育。

“東亞的經濟結構變化快而社會規范（例如認為女性應該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變化慢，導致性別之間就生育問題產生對立，加劇了生育率的下滑。”奚錫燦告訴界面新聞。

他表示，改變社會規范，一是靠年輕一代群體進入經濟體并選擇不同的育兒路線；二是年老一代群體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改變其育兒觀念。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群體的相對規模會影響到社會規范變化的速度，而相對規模又會受到過往和當前生育率的影響。

這也意味著，提振生育率越早越好。奚錫燦對界面新聞記者介紹，之前他們做過相關研究，無論是現金還是育兒補貼、產假制度，早期的政策干預確實會有效果；不過從定量角度看，這種影響并不是特別大，因為人口結構的變化相對緩慢。

在最新這篇研究中，他們建議應該補貼那些能讓男性有更多機會參與帶小孩等家務活動的政策，比如強制男性休陪產假等。這是因為，雖然對女性育兒的補貼在短期內能顯著提高生育率，但這種政策可能會強化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不利于生育率的長期提升。相反，對男性育兒的補貼雖然在短期內效果沒那么明顯，但長期來看，可以改變社會規范，促進性別平等，從而在長期內提高生育率。

“對男性育兒的補貼加速了向更平等的長期穩定的社會規范的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曝光度也會增加，與此同時，社會規范的改善也會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作者寫道，“因此，決策者在制定生育政策時，必須考慮由內生社會規范和新群體不斷演變的育兒決策所驅動的動態后果。”

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在去年底的一份研究中也強調了代際和性別沖突對生育率的負面影響。她建議可以通過美化父母，尤其是父親的角色，以及改變工作場所規則等來實現生育率的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