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閆桂花

今年以來，外賣大戰烽火綿延，反內卷治理與即時經濟新業態的發展再次成為焦點，新問題也隨之浮現：平臺和即時經濟的發展是否在加劇“內卷”？即時經濟這種新型業態對宏觀經濟、消費和就業又會帶來什么影響？監管該如何跟進？

就此，界面新聞采訪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兩位專家認為，不能簡單把外賣大戰定義為“內卷式競爭”，因為這類即時經濟帶來了社會福利的增量。他們建議，監管應給予即時經濟一定的寬容，體現出近年來中央一直強調的對新技術、新業態和新經濟“包容審慎監管”的要求。

陸銘表示，如果競爭并不帶來社會福利的增量，那就是惡性競爭；反之，如果競爭本身帶來社會福利的增長，那么就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內卷”。“此次外賣大戰，我認為還不能簡單將其定義為‘內卷’，因為它的確讓此前外賣滲透率較低的部分人群和地區養成了新的消費習慣，帶來了（社會福利）增量。”

他還表示，外賣大戰中在非價格手段方面確實出現了一些“內卷式”競爭的現象，但在價格手段方面，不能同時滿足 “虧損、持續、以獲取市場壟斷地位為目的”這三個條件，因此不能簡單認定為惡性的“內卷式”競爭。

許可指出，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涉及“反內卷”相關表述時的提法是“依法依規治理企業無序競爭”，去掉了“低價”的表述，這是因為對市場來說，價格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競爭因素。

“市場發展的目的就是價格越來越低、但質量越來越好。因此，無序的內卷競爭是質量下降，而不在于低價。”許可說。

兩位學者都認為，外賣業務只是目前即時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未來會向著即時性、場景性消費尤其是服務領域進一步演化，能有效促進消費、擴大就業從而拉動宏觀經濟增長。

陸銘表示，即時經濟作為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將原本的家庭活動外包到市場，產生新的交易，還使得個人的零散時間和技能從供給側獲得了相應的市場回報，從而增加了就業機會和收入。

許可提到，此次外賣大戰帶來了明顯的規模效應和地域效應。他的調研顯示，西部地區的外賣規模增加尤其迅猛，在蘭州等地增幅高達300%。

針對“加劇內卷”、“走規模化效應而非創新路線”等擔憂，許可表示，應給予即時經濟一定的寬容期和觀察期，真正做到 “包容審慎”。

陸銘強調，包容審慎監管意味著，在面對具體的市場現象和行為時，“要在理論上有堅實的基礎，在行為監管上有扎實的證據，不被社會輿情和個別利益相關群體的訴求所綁架。”

他同時也指出，針對一些有明確證據和理論共識的“內卷式”競爭行為，必須予以打擊或勸誡。另外，外賣大戰中表現出來的中小企業的困境也應該予以關注，鼓勵平臺將補貼和流量向中小商家傾斜。

以下是界面新聞記者與兩位學者的對話。經過編輯整理。

界面新聞：最近的外賣大戰，引發了關于“平臺加劇內卷”的討論，你們是否認同這種說法？

陸銘：判斷是否“內卷”，關鍵在于競爭是否帶來增量。如果競爭并不帶來社會福利的增量，那就是惡性競爭；反之，如果競爭本身帶來社會福利的增長，那么就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內卷”。

此次外賣大戰，我認為還不能簡單將其定義為“內卷”，因為它的確讓此前外賣滲透率較低的部分人群和地區養成了新的消費習慣，帶來了增量。

那么在這次外賣大戰中有沒有“內卷式”惡性競爭現象的存在？我認為是存在的。一些非價格行為，比如有平臺在招募騎手時忽略交通安全的保障，或者在競爭過程中，針對其他平臺進行虛假信息甚至惡意內容傳播，這都屬于惡性的不公平競爭。

另外，以價格為手段的競爭，若同時滿足“虧損、持續、以獲取市場壟斷地位為目的”這三個條件，就可以認定為是不合理的。這在外賣大戰中確實有所體現，畢竟巨額補貼很難帶來盈利，但我相信也不會長期存在下去。

至于是否謀求壟斷，我想未來外賣市場仍由兩到三家大平臺主導，目前還看不到一家獨大的風險。

許可：問題的核心在于，到底什么是“內卷”？最近的政治局會議將之前的“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進一步優化為“依法依規治理企業無序競爭”。這里刪除了“低價”，我的理解是，對市場來說，價格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競爭方法。市場發展的目的就是價格越來越低、但質量越來越好。因此，無序的“內卷式”競爭是質量下降，而不在于低價。

從經濟學上看，“內卷”是無發展的增長，其本質是經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從法律上看，法律規制的永遠是行為，而非結果。因此，法律所規制的永遠是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因此，我們關注的是，這場外賣大戰，各方有沒有不正當競爭的行為。

任何市場競爭的結果肯定有贏家、有輸家。但它不一定需要通過法律規制的手段來對待，還是要更多通過社會機制來解決。

界面新聞：近年來在涉及新舊動能轉換、優化營商環境等相關文件中，中央一直在強調針對“新技術、新業態和新經濟”要“包容審慎監管”，具體到平臺和即時經濟，監管應該如何做到“包容審慎”？

陸銘：首先，包容審慎監管要求面對具體的市場現象和行為時，要在理論上有堅實的基礎，在行為監管上有扎實的證據，不被社會輿情和個別利益相關群體的訴求所綁架。

同時，對那些有明確理論基礎證據支持且社會共識明確的行為，特別是特定平臺的特定行為，必須進行堅決的打擊或勸誡，比如上面提到的騎手安全和惡意輿論宣傳等。若觸及到反不當競爭等相關法律條文，應該動用法律武器加以懲處；或者監管部門在與平臺溝通時，明確指出問題，并向社會發布相關信息，以避免混淆視聽。這就是包容審慎監管的兩面性。

在價格方面，可以“讓子彈再飛一飛”，如果確有幾個平臺出現了虧損，應該通過監管來協調。一些帶來不良后果的具體做法，比如補貼大量集中在大商家，對小商家不利，可以在具體手段上有所調整。接下來還應該考慮如何將流量也向小商家傾斜。

監管部門也應該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給出具體指導。由于中國新興產業中缺乏像發達國家那樣歷史悠久的行業協會及其協調作用，監管部門有必要模擬行業協會的角色。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不妨召開協商會或聽證會，讓相關的商家、平臺、騎手、消費者、學者等各方共同探討，找出問題，有針對性地解決，而不是“一刀切”式地叫停。

許可：關于外賣這類即時經濟，目前還是應給予一定的寬容期。觀察后再看后續的發展態勢如何。

界面新聞：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數據，中國平臺企業的研發費用強度，只有美國同量級平臺企業的約50%。即時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引導更多向創新領域做投入？目前來看，似乎主要還是靠補貼、搶占市場，走規模化的傳統路線？

陸銘：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目前剛剛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所以我國的研發投入在GDP當中所占的比重比發達國家更低一點，這是正常的。

除了具有重大社會正外部性的創新需要由國家出臺政策去鼓勵以外，其他問題包括是不是創新、投入多少資源進行創新，還是應該交給企業自主決策。

至于靠補貼搶占市場、走規模化，我認為這是一個經濟業態在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合理現象，只要不是惡性競爭，只要不違法，就應該多一些包容。伴隨規模成長，產生大規模的數據資源，也許還會帶來新一輪的創新。

總體來講，我不太建議在這個問題上簡單地做跨國比較，應該更多聚焦在具體的競爭行為上。

許可：問題在于如何理解創新。創新的關鍵在于降低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舉個簡單的例子，掃碼支付算不算創新？這個技術來自日本，但在中國變成了普及的各方可用的成本低廉的技術。

不是只有登月才叫創新。創新講的是整個社會生態，既包括每個人能從中獲益的技術，也包括每個人能從中獲益的商業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瑞幸咖啡通過線上線下融合、低價等新的商業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打敗了星巴克。

對于中國這種超大型經濟體來說，要比拼的是一個綜合性的各方面的生態創新，而不是單打獨斗在一種尖端科技上。

界面新聞：一些說法認為，平臺通過對算法、流量的把控，一是將商戶的角色邊緣化了，二是強化了“頭部效應”，從而加劇了“內卷”。你們認同這種說法嗎？即時經濟的發展，對中小企業產生了哪些影響？如何保障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利益？

陸銘：平臺的存在，加劇了商戶和商戶的競爭，信息也變得更加透明。平臺作為中介，一旦商家提供的商品或服務不被消費者認可，就可以帶來投訴和相應的懲罰。這實際上有利于保護消費者權益。商戶在面臨更多競爭時，定價權有所弱化，而這恰恰是競爭的意義所在，所以，只能說平臺帶來了更加充分的市場競爭。

至于“頭部效應”，在平臺作為中介來連接供給和消費的情況下，市場交易范圍的擴大實際上促進了分工，也就是說大的商戶可能出現連鎖化、標準化，而小商戶則走向個性化和本地化。的確，在特定場景下，比如說最近的外賣大戰，大商戶在補貼環節享受到了規模經濟效應，因為它們有利潤，參與補貼的能力較強。但這是外賣大戰中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整個平臺經濟的問題。

“頭部效應”存在的原因在于流量的分發機制。在這點上，確有一些平臺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把利潤分發給頭部的一些商戶或者MCN機構（即連接內容創作者與平臺、品牌的中介服務機構），中小企業很難獲得流量的扶持。但即便如此，不同企業、不同平臺的反應也不一樣。比如，我在調研當中就注意到，美團最近對中小商戶有所補貼；在流量分發機制上，小紅書的算法更加基于用戶的評論和優質的內容。

當然，平臺在流量分發方面應該兼顧大商戶或UP主流量帶來的規模效應和商業利益，要在兩者之間進行一些權衡，體現出平臺作為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許可：大部分物流也好、用戶也好被放到線上，必然會導致線下受損。所以外賣大戰中，受損最大的是堂食，且不分中小企業還是大企業。

還有一些平臺在做補貼的時候傾向于大品牌，可能也會對中小企業帶來一定不公，但很難說這背后是違法行為。從商家策略來說，肯定是優先推那些知名度高的連鎖品牌。

監管需要落實到行為上，而不是結果上。比如，有沒有采取不公平競爭行為，比如脅迫平臺內經營者同步展開讓利和營銷活動。強迫包括兩種，一是明確的強迫，二是利用優勢地位的變相的強迫。平臺本身因為有算法和流量，相對商業來說似乎權力更大一些。這就需要去調查。

我認為需要討論的是，外賣補貼總體效益如何。答案很清晰，肯定是增長的。

界面新聞：從提振內需、發展新質生產力等角度看，即時經濟能帶來哪些宏觀影響？

陸銘：首先是短期影響。當前中國消費持續低迷、增長緩慢，而即時經濟作為一種新興業態，能通過其商業模式更好地滿足消費者需求，這對于提振消費和擴大就業是有意義的，尤其是在補貼環節，由于使用的是企業資金而非政府公共資源，更能產生宏觀的、拉動消費的作用。

從中長期來看，即時經濟作為一種新商業模式，能將原本的家庭活動外包到市場，產生新的交易，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例如，外賣服務的普及讓習慣在家做飯的人減少了自己下廚的次數，外出就餐或叫外賣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新的消費。特別是對于平臺和外賣滲透率較低的人群和地區，這種消費模式能夠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更多便利，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分工深化的表現。

中長期需求的爆發點在于即時性需求。舉個例子，我前段時間出差到四川，忘記帶手機充電線，就是通過外賣平臺的即時零售購買并送到了酒店。這種即時性的需求，正是即時電商所能滿足的。

從“外賣餐食”到“外賣萬物”，即時電商還在不斷向即時服務演化。越來越多的服務，如美容美甲、寵物照看、老人小孩看護，以及家政、寵物絕育、陪同看病等偶發性需求，都在借助平臺，演變為即時服務模式。這種新商業模式的演化，可以更好地提升城市生活的便利性和消費需求的滿足。

同時，即時經濟還使得個人的零散時間和技能從供給側獲得了相應的市場回報，從而增加了就業機會和收入。

許可：肯定有正面效應。一是規模效應上升；二是地域效應明顯。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在這一波外賣大戰中，西部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東部，而且在蘭州等地，出現了高達300%的增長。

第三個正面效應是品類變化。以前主要是食品類，但這次我們看到更多從有形商品向無形服務的轉變，以及從計劃的消費向即時的需求滿足和場景消費的轉化。比如，當你在旅游景點突然亟需一個導游，線下面臨著較高的信任成本，而平臺可以幫你線上遴選并匹配滿足需求，這就是即時性的、場景性的服務。

所以，即時經濟對宏觀經濟的提振實際有兩個方面，一是實現了之前技術服務達不到情況下的即時消費，二是增加了無形的服務消費。

界面新聞：平臺和即時經濟的發展，伴隨著騎手等群體的壯大，對就業市場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許可：對大城市來說，主要是騎手密度增加了；但增長量可能要小于訂單的增長。

另外要考慮地區差異，即時經濟增加了西部地區騎手相關就業。以前基礎設施不足或缺乏相關消費習慣，但隨著這波外賣大戰，西部的外賣服務出現了幾倍的增幅，相應也增加了就業。

最重要的是，即時經濟配送的對象，不只是商品，服務的在線化并不需要騎手。比如，我需要一名家政，或者旅游景點找一位導游，這些服務就不需要騎手來配送。不過也會帶來另外一塊就業，即服務方面人手的增加。這可能是未來的發展趨勢之一。

陸銘：即時經濟的發展的確顯著增加了騎手崗位的數量。目前，如果將所有在平臺上接過單的人都算作活躍騎手，那么這一群體的規模已達千萬級別，形成了龐大的就業群體。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許多就業困難群體通過成為騎手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這其中包括因經濟形勢不好而失業的人，做生意失敗甚至欠債的人。此外，一些無法從事全職工作的人群也從中受益，例如需要照顧家庭的女性，以及因異地就醫而無法繼續原有工作的人。這些人群由于騎手工作的門檻較低，得以實現就業。甚至還有一些殘障人士，通過平臺成為騎手或網約車司機，突破了傳統雇傭模式下的就業壁壘。因此，這對充分就業的確有積極作用。

就業的靈活化、原子化和專業化將是不可阻擋的趨勢。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受雇于單一的雇主，比如，一名騎手可能同時為好幾個平臺接單；一位騎手，同時也可以是電商銷售員，或者運營著自己的自媒體賬號。

此類 “斜杠青年”（這類人群不滿足單一職業和身份的束縛，往往選擇一種能夠擁有多重職業和多重身份的多元生活）的出現，正是靈活就業的體現。他們同時在不同平臺、不同場景下提供勞動，這些都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正處在數字經濟時代，即時服務和平臺經濟的興起是這一浪潮下的必然產物，未來人工智能的加持將進一步加速這一趨勢。

界面新聞：接下來，即時經濟有哪些發展方向和需要關注的問題？

許可：我們希望即時經濟是個長久而非曇花一現的事情，也就是說在外賣之外，做新的增量、新的市場。增量方向，一是場景消費，二是在線服務，三是未來可能需要更多技術的參與。

就技術而言，比如，即時經濟可以與低空經濟掛鉤。低空經濟已經討論了許久，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突破口，也許與即時經濟掛鉤就是個突破口。

核心還是，不要只看既有的市場，一定要走出新的增量，只有這樣，現在的商業投入才能變成可持續的、不斷進化的商業模式。

陸銘：我們需要充分發揮這些新業態在促進消費、拉動就業和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也必須正視由此帶來的新問題，比如靈活就業人群的社會保障、勞動安全，以及消費者與勞動者權益保護等，要有新的應對方案。

對于許多外來人口而言，騎手是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最低門檻職業之一。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騎手在工作中逐漸適應了城市生活，找到了新的崗位。有的幾年后晉升為站點負責人，有的在工作之余讀書學習，甚至有人希望通過騎手工作了解餐飲業的經營管理，為未來創業做準備。

所以，騎手也是外來人口實現城市融入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梯。近期我在一個會上對騎手代表進行了訪談，了解到他們生活中面臨的各種困難，我呼吁整個社會對這個群體要有更多關注，一方面是政策要更多關注他們，另一方面，平臺要為騎手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安全保障。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平臺已做出努力，比如，餓了么配合上海政府，為騎手提供廉租房；美團則通過獎勵機制避免騎手闖紅燈，美團還為流動人口子女的照看問題提供了服務，這些都是很好的實踐。

社會也應改變觀念。在訪談中，有騎手表示他們得不到尊重。雖然目前有針對騎手服務質量的投訴機制，但消費者不尊重騎手的問題卻缺乏有效的解決辦法，平臺在這方面往往更傾向于消費者。

另外，具體到此次外賣大戰，短期大量騎手的增加也值得關注，其中部分可能適應了外賣市場，但有一些可能因近期單量增加而加入，一旦熱潮退出，這部分人群的就業穩定性值得盡早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