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了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下稱“十五五”規劃）的建議，這標志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總藍圖即將浮出水面。

著名經濟學家曹遠征日前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指出，“十五五”規劃應將民生問題置于重要位置。當前中國正穩步邁向高收入社會門檻，這一進程正深刻改變著居民的消費需求結構。

“老百姓的消費偏好發生了變化，用于吃穿用的支出比重持續降低，更多花費轉向服務業，消費偏好朝著發展型、享受型消費轉變，這種需求結構的變化進一步加劇了物質商品需求不足的問題。”曹遠征說。

他進一步指出，目前服務業中的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需求極為旺盛，但供給相對短缺，所以升級服務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服務化至關重要。

“十五五”期間的另一大挑戰是人口老齡化。曹遠征指出，中國已經連續三年人口負增長，這對于房地產和基建行業來說意味著歷史性的轉折點已經到來。“剛剛結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強調城市更新改造，而非擴建，這意味著鋼材、水泥等產品可能會出現絕對過剩。從而，發展服務業更顯急迫。”曹遠征說。

他還表示，提高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創造高收入的就業崗位，是提高工資收入的重點。這就要求服務業轉型升級，轉向生產性服務業，通過諸如科研服務質量的提升，創造高薪職業，而教育就是通往高薪職業的階梯。

此外，曹遠征在采訪中表示， “十五五”期間中國經濟年增長速度至少應保持在5%，這既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也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同時，中國需要深化宏觀調控體制改革，推動政策體系從供給側向需求側的轉型，形成一整套支持內需擴大，尤其是消費提高的政策體系，這既是克服“內卷”的需要，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曹遠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工作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及國外經濟體制司，后加入中銀國際及中國銀行，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金融改革等領域的研究與實踐。他是首批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之一），多次入選《機構投資者》亞洲區經濟學家排名前列。

以下是界面新聞整理的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對于“十五五”時期，您認為有哪些關鍵詞值得我們關注？

曹遠征：第一個關鍵詞是消費。中國經濟已步入新階段，正在跨越高收入社會門檻，居民的消費需求因此發生重大轉變。

我們觀察了中國的恩格爾系數，恩格爾系數是指吃穿用等生活必需支出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恩格爾系數一直在持續下降，到2017年左右下降到30%以下，目前已經連續8年低于30%，根據國際通行標準，恩格爾系數低于30%是“富裕”社會。

國際經驗表明，“富裕”社會也是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道理很簡單，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只有30%用于吃穿，那剩下的70%花在哪兒？顯然是服務品，這意味著老百姓的消費偏好正在發生變化，從傳統的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轉變，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旅游業的火爆。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服務業中的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需求極為旺盛，但供給相對短缺，形成供給和需求的錯配，成為總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要發展服務業，升級服務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服務化是至關重要的。民生就是消費，只有支持民生才能創造擴大總需求。

界面新聞：前面您提到消費，促消費也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消費的背后其實是居民收入，怎么提高收入，對于正在謀劃中的“十五五”規劃，您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曹遠征：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就提出了要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主要是擴大消費，其中提高居民收入又是主要途徑，要求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資收入的比重，其提高的速度要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同步，要求在國民收入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其提高的速度要與GDP增長相同步。

因此，在2010-2020年十年間，通過“兩個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這十年中，中國居民收入增速和GDP增速是同步的，以農民為代表的低收入階層可支配收入的提高速度是高于GDP增速的。

由于農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快于城鎮居民，快于GDP，于是農村市場持續擴大，并構成了中國強大的消費能力，不僅使中國的家電、家具、家裝產品持續旺銷，而且催生了新能源汽車形成與發展。相應地，正是注意到了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村市場的擴展，出現了一批以“下沉”為經營策略的快速成長企業，代表就是“拼多多”。

拼多多的成功說明什么？促消費最重要的是提高中低階層居民收入。由于低收入階層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一旦收入提高，其消費能力將得到顯著提升。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重點支持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擴大就業，就業是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途徑，目前正是以民生為代表的服務業發展的時機，不僅就業門檻低，而且需求量大，應鼓勵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人口老齡化，老齡化并非僅限于城市，農村也在老齡化。醫療可能是老年人最重要的消費，但農村老人看病的錢不足，如果提高農村醫保的報銷比例，就是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提高了消費。這個錢從哪兒來，我們認為，應進一步提高國有資產收益及國有資本劃轉社保的比重來解決。

界面新聞：對于工薪階層來說，如何提高工資收入？最低工資是不是可以成為“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的突破口？

曹遠征：由前所述，在2010-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同步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應是包括最低工資在內“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的基本措施，應快速加以落實。

但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中國社會正向服務型社會轉型，服務業已成為第一大產業，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低于制造業的，從而即使最低工資增長與此保持同步，其增長速度也是放緩的。在這個意義上，提高工資收入的重點還不是最低收入，而是如何提高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創造高收入的就業崗位，這就要求服務業轉型升級，轉向生產性服務業，通過諸如科研服務質量的提升，創造高薪職業，而教育就是通往高薪職業的階梯。

然而，目前我們的教育存在問題，是學歷教育，而非能力建設，所以，教育體制改革變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教育也是個人的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是家庭支出的重要項目，而且對個人來講，只有提高自己的能力，才能爭取并維持高薪崗位。從宏觀上看，這樣經濟才能高質量方發展。

界面新聞：“十五五”時期，如何促進民企高質量發展？在政策環境、市場準入、融資支持等方面，政府應采取哪些措施來破除障礙，讓民企能夠放開手腳謀發展？

曹遠征：這是個營商環境的問題，對國企、民企一樣重要，對于政府來說應該“一碗水端平”，不應孰重孰輕，歧視對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要接上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要求，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創造國企民企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十分重要。一方面政府對待民企應與國企一樣都是“自己人”。

另一方面，國企和民企都要發揮企業家精神，自主創新，開拓市場。上世紀80年代，溫州人民提出了“四千精神”：歷經千辛萬苦，說盡千言萬語，走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闖市場，搞改革，才有了溫州經濟的發展，這也是中國改革的基本經驗，要找市場，而不是找市長。政策是等不來的，只能創業求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企業家精神就是首創精神。如果沒有首創精神，那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再好的政策也沒用，“溫室的花草是長不大的。”

界面新聞：“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沒有設定量化的GDP增速目標，為五年規劃史上首次，但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鑒于過去幾年的經濟表現，“十五五”規劃是否需要重新設定經濟增速？

曹遠征：這不是是否要設置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按照2020年計算，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大概在2萬多美元。中國要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門檻，從2020年到2035年的15年里，年均經濟增速要保持在4.73%以上，才能保證人均GDP翻一番。

從“十四五”GDP平均增速來看，2020-2024年年均達到5%，2025年預計會超過5%，從而基本滿足了實現現代化的速度要求。但是如前所述，隨著中國進入高收入社會，經濟增速有放緩的可能，因而維持一定的增速至關重要。我們認為“十五五”期間至少應保持5%，這既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要求，也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

界面新聞：2021年以來我國基本一直處于低通脹環境，除了2022年CPI上漲2.0%，其余年份均在1%以下。“十五五”時期，促進物價低位回升是不是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目標？

曹遠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中國GDP平減指數已經連續9個季度同比負增長，也就是27個月，到今年7月為止，PPI同比連續34個月負增長，由此，也使中國GDP的名義增長低于實際增長。反映在微觀層面就是企業同樣的產出賣不出同樣的價格，從而得不到同等的銷售收入，而銷售收入是現金流的來源，支撐著利息的支付，在企業負債率偏高的情況下，只有更大規模的降價銷售才能維持現金流，從而出現了“內卷”的惡性循環。

GDP平減指數連續負增長的情況在中國經濟中很少出現，改革開放近50年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在1998-1999年，第二次是在2009年，前兩次都和外部金融危機有關，這次負增長雖也有國際因素影響，但沒有重大國際經濟金融危機，主要原因就是國內需求不足。

盡管內需不足的現象一直存在，但與以往相比，這不再是短期宏觀經濟波動的現象，如前所述，這是中國經濟進入高收入社會的趨勢性特征。

換言之，有效需求不足將常態化，這就要求中國經濟政策體系轉型。過去中國是短缺經濟，因此其政策是側重于供給側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重心，久而久之，中國經濟政策體系發展經濟的能力強，但擴大需求的能力弱。現在看來，需要深化宏觀調控體制改革，推動政策體系從供給側向需求側的轉型，形成一整套支持內需擴大，尤其是消費提高的政策體系，這既是克服內卷的需要，也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界面新聞：在實現物價合理回升的過程中，政府要采取哪些宏觀調控政策？

曹遠征：宏觀政策要持續給力和加力，表現在加大財政支持和放松貨幣政策。

從短期看，根據過去兩次糾正名義GDP低于實際GDP增長的經驗，首先就是擴大政府財政開支。比如，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財政部推出了長期建設國債，至2008年累計發行1.13萬億元，其中約8550億元投向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項目，撬動社會投資超3.3萬億元；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推出了“四萬億計劃”，有效提振了經濟增長。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比預期的好，也與去年推出的一攬子12萬億化債計劃有關。

從長期看，就是要建設宏觀經濟調控新機制，形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并將非經濟政策納入宏觀經濟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對貨幣政策而言，從去年開始，中國央行提出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和物價處于合理水平，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我們通常認為物價合理增長為2%。如果目前價格呈負增長，那么貨幣政策需要繼續松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