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張旭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看到政策落地，我的第一反應是‘真金白銀’的育兒補貼終于來了。”在天津工作的張謙告訴界面新聞，政策發布當日，他通過多渠道反復核實消息真實性，確認國家平臺發布后難掩激動：“國家給的這筆補貼無疑是雪中送炭。”

日前，中辦、國辦正式對外公布了《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自今年1月1日起，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這是我國首次全國性的統一育兒補貼政策，預計將惠及2800多萬家庭。

另據央視新聞報道，政策設計還體現了“歷史補償”的靈活性：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孩子可按月領取補貼。對照2022-2024年各月份出生嬰幼兒申領育兒補貼金額對照表，2023年10月出生的孩子可以領取補貼6600元。

“實施育兒補貼制度體現了國家對生育支持的鮮明態度和實際行動。”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宋健告訴界面新聞，育兒補貼作為最直接的現金激勵措施，相比較稅收減免等其他間接經濟支持措施，社會影響更大，也更受家庭歡迎，體現了“還利于民”“投資于人”的重要意義。

不分孩次、一視同仁

與以往各地普遍針對二孩、三孩家庭制定差異化補貼的政策不同，此次國家育兒補貼政策覆蓋全體居民且補貼金額相同。

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郭燕紅此前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介紹，育兒補貼不分城鄉、民族、區域，也不分一孩、二孩或者三孩，實現了三孩生育政策下家庭支持的全面覆蓋，確保符合條件的嬰幼兒能夠平等享受補貼待遇。

實際上，自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以來，以四川省攀枝花市為代表，我國已有23個省份在不同層級探索實施生育補貼制度。 不過，在各地發放育兒補貼的措施中，目標對象主要是二孩三孩家庭尤其是三孩家庭。

作為全國率先推出育兒補貼政策的地區，攀枝花市對本市戶籍二孩及以上家庭每月每孩發放500元至3周歲。隨后，山東省濟南市、陜西省安康市、廣東省深圳市、上海市、云南等地相繼出臺生育補貼政策，發放月均300—1200元不等的育兒補貼或1000—2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生育補助等。

也有地方將一次性生育補貼擴大至一孩。例如：2022年11月，陜西省安康市寧陜縣對符合政策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夫妻，一次性分別給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補助。這也是國內第一個將現金補貼覆蓋所有生育家庭的地方。隨后，2023年1月，深圳市對一孩至三孩家庭實施差異化補貼，其中三孩家庭可獲一次性補貼1萬元及每月3000元育兒津貼至3周歲。

與地方探索實踐相比，此次國家層面的育兒補貼更為強調“不分孩次、一視同仁”。宋健指出，在地方探索實踐中，多以二孩和三孩家庭為補貼對象，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再生育的支持。而一孩生育意愿低迷、一孩生育率低是當前我國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將一孩家庭納入補貼范圍，體現了國家制度的魄力和洞見，當然，也需要更大力度的財政資金投入。

此外，政策覆蓋全體居民，具有普惠性質。“在地方探索實踐中，一般補貼對象針對的是本地戶籍家庭，存在因戶籍身份導致的差異性。國家育兒補貼制度的對象是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不分城鄉、民族、區域，體現了無差別性，惠及全體國民。”宋健說。

辛然是河北某部省合建的高校教師，目前二胎寶寶4個月。談及育兒補貼，她告訴界面新聞，“以前大家都在拼命往前沖，卷效率、卷成果，卻很少被問及：“人過得怎么樣？” 這里的“人”，不是統計學的“出生率”，而是每一個具體的“人”。

辛然表示，這次育兒補貼發放的象征意義超過了其經濟價值：當政策文件將出生率轉化為每個具體家庭的冷暖時，我們這些年輕父母終于有了“被看見”的幸福感。

界面新聞注意到，各地已于8月下旬開始陸續開放育兒補貼的申領。按照計劃，8月31日前各地全面開放育兒補貼的申領。河北石家莊下轄縣一二胎寶媽馬雪晶告訴界面新聞，其已于8月24日通過線上渠道提交育兒補貼申請。

"政策剛出臺時，總覺得離落地還有距離，直到我自己線上提交材料之后才對這項補貼政策有了實感。"馬雪晶表示，3600元補貼平均每月300元，基本能覆蓋孩子紙尿褲費用（ 42-45元/包，約10包/月 ），可持續用至孩子兩周歲。

馬雪晶主要是母乳喂養，喂養奶粉的次數不多，每月大概花費一罐奶粉。“如果都是奶粉喂養，花費可不少。”馬雪晶告訴界面新聞，一罐奶粉340左右，三四天就用完了。現在都提倡母乳喂養，一是對孩子來說增強抵抗力，二也是為了減少家庭支出。

3600元/年的測算依據何來？

“育兒補貼標準是結合我國當前發展階段居民的養育成本和政府財力狀況等多種因素，也參考了國際上育兒補貼的相關情況，按照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原則綜合確定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郭燕紅介紹。

發放育兒補貼是全球低生育率國家的普遍經驗。歐美發達國家最早遭遇低生育率，也最先探索育兒補貼應對方案。宋健表示，這些國家大多數都采取了一攬子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其中育兒補貼標準存在很大差異，大約占人均GDP的比例為2.4%~7.2%。

在宋健看來，3歲以下嬰幼兒數量與最近3年的出生人口數密切相關，2022年以來我國每年出生人口數不足1000萬，目前3歲以下嬰幼兒累積約為2800萬。

未來嬰幼兒數量會隨著出生人口數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中國人口基數大，按照聯合國數據，我國每年的出生人口數量與歐洲和北美合計的年出生總量相當。每個家庭每年3600元看起來不算多，國家每年財政支出仍達到1000億元，占2024年我國人均GDP的比例為3.8%，這個比例在國際上屬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現在全國統一3600元/年的標準，也預留了未來視情況進行動態調整的余地。”宋健說。

宋健進一步表示，育兒成本需要國家、社會和家庭多主體共擔。育兒補貼是國家對家庭的補貼，起到兜底和輔助作用，不能也不可能涵蓋家庭育兒的全部支出。目前的補貼標準對于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家庭具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對于發達地區和高收入家庭也是一項惠民政策。

界面新聞注意到，國家育兒補貼制度還規定，各省級單位可視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對標協調和提標調整，“這也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宋健表示。

中央財政承擔約90%

按照中辦、國辦印發的《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部署，中央財政將設立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項目“育兒補貼補助資金”，今年初步安排預算900億元左右。對于發放國家基礎標準補貼所需資金，中央財政按照一定比例對地方予以補助，中央總體承擔約90%。而地方總體承擔10%，即安排100億元左右，育兒補貼一年支出規模合計在1000億元左右。

宋健進一步指出，育兒補貼所需資金中央與地方的分擔機制為：中央財政自2025年起設立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項目“育兒補貼補助資金”，對發放國家基礎標準育兒補貼所需資金，按比例對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予以補助。此外，地方提標部分所需資金則由地方財政自行承擔。

不過，中央承擔的資金從哪兒來？此前據人口學家何亞福在文章《補貼生育的錢從哪里來?》中指出，2024年3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發言，提出分批發放10萬億現金補貼、減少10萬億基建支出的建議。從資金來源上看，有多種途徑可以為現金補貼籌措資金。一方面可以動用國有企業一年的利潤，2023年國有企業利潤為4.6萬億元。另一方面可以對現有財政支出結構進行調整，將此前用于基建的財政支出，特別是將無效、低效的基建支出壓降，轉為居民部門的消費補貼仍有巨大空間。

此外，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在2024年7月發表的《中國經濟急需發錢消費》一文中提出，可以通過財政赤字的方式發錢給家庭。對于有鑄幣權的主權國家來說，財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債，這樣的操作實質上只是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一個數字，這就是所謂量化寬松。通過財政赤字來刺激經濟的適用條件，是在通縮背景下存在需求和就業的不足，正好是中國目前面臨的局面。

目前，關于育兒補貼補助資金管理辦法還尚未出臺。此前財政部社會保障司司長郭陽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說，近期，財政部還將會同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育兒補貼補助資金管理辦法，明確資金分配使用和管理監督具體要求，細化規范資金下達流程。兩部門將對補助資金實行全過程預算績效管理，做好績效監控和績效評價，確保管好用好財政資金。

如何建立資金監管機制，防止冒領、截留或挪用？宋健表示，育兒補貼的順利發放是制度落實的關鍵，目前主要是通過信息管理和全程監督的方式進行資金監管。

宋健指出，一方面，建立全國統一的育兒補貼信息管理系統，結合“出生一件事”聯辦，強化地區間、部門間信息共享。另一方面，要求審計部門、財政部門加強全過程監督檢查，紀檢監察機關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嚴肅查處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經濟刺激類政策一般而言具有“開始容易結束難”“提級容易降級難”的特點。宋健指出，地方政府一是要動態把握經濟和人口發展狀況以及家庭育兒需求，科學研判政策的可持續性，結合地方經濟能力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包括育兒補貼在內的各項生育支持取得預期效果；二是要做好信息收集、處理和利用等工作，加強信息動態監測，定期開展數據匯總分析，為做好政策評估及調整優化提供保障。

生育信心能否提振？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教育、住房、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的問題變得突出，在生育方面集中體現為“不敢生”“不能生”“不想生”問題，是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

何亞福此前也發文表示，當下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無法兼顧職業發展和養育孩子。“當代大量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并參加工作，很多職場女性無法兼顧工作與養育子女，最終導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個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職場發展的機會，有利于提高生育率。”何亞福表示。

宋健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育兒補貼等經濟激勵措施的效果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有所不同。在微觀層面，育兒補貼對不同家庭生育的促進作用存在差異，但在宏觀層面，經濟支持措施總體上對提升生育水平或防止生育率進一步下降起著積極作用。

“育兒補貼制度作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效果不會立竿見影，但整體而言將有助于減輕家庭養育負擔、提振生育信心。”宋健說。

何亞福也表示，此次育兒補貼金額，對于提升生育率不會有顯著效果，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育兒補貼惠及廣大嬰幼兒家庭，通過財政資金支持家庭的生育養育，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上述采訪者均向界面新聞表示，雖然補貼金額不多但總體上對自己家庭起著幫扶作用。“如果沒有這項補貼，還是要養育孩子的，但有了這項政策，或多或少會減輕一些負擔。”馬雪晶表示。

從世界人口轉變歷程來看，降低生育率（總和生育率從平均每個婦女5~6個孩子降到2個孩子左右）在發達國家耗時近百年，在我國壓縮型人口轉變的模式下，也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宋健指出，提高生育率（從接近于1的極低生育水平提升到2.1的更替水平）難度更大、所需時間可能更長，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各項措施的相互支撐和生育友好環境的最終形成。

對此，宋健建議，針對“不敢生”問題，通過發放育兒補貼、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完善普惠托育服務，努力減輕育兒成本。針對“不能生”問題，通過加強生殖健康服務，解決不孕不育人群的難言之隱和切膚之痛。針對“不想生”問題，改善已育人群的育兒體驗，減輕育兒負擔，提高其再生育意愿；通過文化重塑和網絡環境改善，減輕未育人群的恐育心理。此外，宋健還表示，未婚青年的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還會受到網絡傳播、個體戀愛經歷和情緒等因素的影響。需要針對不同人群，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

（文中張謙、辛然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