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今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研究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制造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其發展規劃無疑是“十五五”規劃的關鍵一環。
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裴建鎖日前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指出，“內卷式”競爭已成為當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一大障礙。“十五五”期間破內卷，重在以創新提質、以需求擴源、以規則定界，破除低水平競爭的惡性循環，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
“本輪反內卷不僅僅是對無序競爭、價格戰的抵制，從深層次剖析，更是一場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的發展模式變革。”裴建鎖說，這一過程也倒逼企業跳出低水平規模競爭的囚徒困境，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技術研發、產品創新與品質升級中，推動產業結構從粗放式擴張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注入持久動力。
他指出，從近年制造業的表現來看，多數行業的產能并未顯著擴張，總體價格下行壓力主要來自需求端特別是外需收縮，因此，盡快擴大有效需求是“反內卷”的關鍵所在，刺激內需將為過剩的產能創造新的出路，使競爭從“內卷式”的零和博弈轉向“做大蛋糕”的正向競爭。
與此同時，要實現從“內卷”到“外展”，從國內市場競爭轉向全球競爭格局。裴建鎖建議，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精準對接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需求，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項目建設，打造互利共贏的產業合作網絡，探索中國制造業的“外部增量市場”。
裴建鎖表示，總體來看，當前我國制造業正處于爬坡過坎期，接近倒U型曲線左側頂點，以新質生產力為標尺，傳統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穩步推進，但戰略新興產業與科技創新的深度融合仍需加強。
“與德國、日本相比，中國制造業核心差距集中在關鍵零部件性能與核心生產設備的可靠性和生態方面。”他指出，未來要實現從“量的領跑”到“質的引領”，需緊盯差距精準突破。比如，由“鏈主”企業聯動專精特新企業協同攻關，攻堅關鍵零部件；激發各地區投入技術發展的內生動力，可參考借鑒浙江海寧泛半導體產業發展經驗，構建“國民共進”的產業鏈利益共享機制，破解地區間“內卷式”競爭和價格戰。
裴建鎖還表示，雖然當前歐美國家正在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但是中國依然有能力留住中高端制造環節，這一底氣來自多個維度，包括幾十年來發展形成的、難以復制的“產業鏈集群”優勢。
“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規模龐大的產業鏈集群，形成了從研發設計到生產制造、從關鍵零部件到終端產品的完整生態系統，這種完善的產業配套顯著降低了企業外部采購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為留住中高端環節提供了強大支撐。”
“同時，產業集群帶來的人才集聚和創新生態優化，構成了中國留住中高端環節的核心競爭力。這些產業集群不僅是生產中心，更是高端人才、前沿技術、創新資本等要素的集聚高地，形成了強大的知識溢出效應和技術擴散能力。”裴建鎖說，“顯而易見，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
以下是界面新聞整理的采訪實錄
界面新聞：您認為中國制造業目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什么位置？與德國、日本等制造強國相比，核心差距在哪里？未來要實現從“量的領跑”到“質的引領”，還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突破和提升？
裴建鎖：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各環節均有所涉足，下一步的目標是“鞏固既有優勢、拓展新興優勢”。
從規模上看，2015-2024年工業增加值從22.90萬億元增至40.54萬億元，年均增速6.55%，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達28%，“世界工廠”的規模地位穩固。從增長動能上看，新舊動能轉換特征明顯，2024年“老三樣”中服裝出口額較2015年下降8.7%；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產量分別達1316.8萬輛、6.8億千瓦，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9年全球第一，成為全球高質量發展動能的重要貢獻者。從結構上看，與改革開放初期主要從事低附加值的組裝環節相比，當前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已實現向高端零部件、元器件及高端服務業攀升，部分高附加值、高稀缺性環節（如工業母機、高溫超導材料、新能源裝備等）取得初步突破。
“十四五”期間，核心指標多數完成或超額完成：2023年規模以上制造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比1.71，高于2025年規劃目標1.68；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速為10.27%，大幅高于規劃水平的6.5%。同時，兩化融合與綠色轉型成效顯著。2024年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關鍵工序數控化率接近或超過2025年目標，2023年單位GDP能耗較2015年下降29%、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下降55.17%。總體來看，當前制造業正處于爬坡過坎期，接近倒U型曲線左側頂點，以新質生產力為標尺，傳統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穩步推進，但戰略新興產業與科技創新的深度融合仍需加強。
與德國、日本相比，中國制造業核心差距集中在關鍵零部件性能與核心生產設備的可靠性和生態方面。關鍵零部件如減速器、伺服電機等，國內產品的性能有待提升，關鍵設備的可靠性不足，制約了產品競爭力的發揮；核心生產設備領域，德國、日本設備可靠性更強，且已形成完善生態，我國設備在可靠性及配套生態構建上存在不足，“首臺（套）裝備”“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軟件”問題仍然突出。關鍵生產設備和零部件需要足夠的下游市場，來不斷反饋技術參數、調整技術路線，從而優化產品的性能、工藝和可靠性，這支撐國內供應商進一步擴大下游市場，形成一個“正反饋”循環。
未來要實現從“量的領跑”到“質的引領”，需緊盯差距精準突破：其一，由“鏈主”企業聯動專精特新企業協同攻關，攻堅關鍵零部件。依托33家國家級制造業創新中心，延續2024年突破672項關鍵技術的模式，如工業機器人領域聯合開展可靠性測試。激發各地區投入技術發展的內生動力，可參考借鑒浙江海寧泛半導體產業發展經驗，引導區域布局薄弱環節，構建“國民共進”的產業鏈利益共享機制，破解地區間“內卷式”競爭和價格戰。
其二，鼓勵設備商與用戶、科研院所共建實驗室，補齊設備與生態短板。優化高端機床工藝，推動設備商轉向“全生命周期服務”；搶抓“東數西算”機遇，如貴州建設全國算力樞紐，算力超37Eflops、國產智算占比85%，為智能化提供要素支撐。“十五五”期間，引導中西部承接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進一步提升數字技術與關鍵業務融合度，縮小與德日在智能裝備生態上的差距。
其三，以全面綠色轉型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依托5095家國家級綠色工廠與全球最大新能源產業鏈，以技術賦能碳足跡管理，構建中國主導的全球碳足跡體系；推進全生命周期減碳，力爭“十五五”清潔能源消費占比提升、綠色制造產值占比超25%，加快發展綠色生產力。此外，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完善基礎研究投入評價體系，促進產學研用一體化，構建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協同新格局。
界面新聞：十四五”規劃提出，2025年，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目標值設定為8%以上；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17%。現在來看，完成這兩個目標有難度，2024年，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為6.9%，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目前為13%。造成這些指標未達預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加快基礎研究占比？
裴建鎖：總體來看，我國在研發投入規模、研發人員數量以及應用專利產出方面具備顯著優勢，但在基礎性、前沿性研發方面仍有待提升。2024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達36130億元，較2019年的22144億元有明顯增長；研發人員總數穩居世界首位，PCT專利申請突破7萬件，居世界首位。然而，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比維持在6%左右，與世界主要科技發達國家的15%有顯著差距，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基礎研究與新興產業指標略滯后于預期，本質上是產業轉型升級進程中“爬坡過坎”的必經階段。一方面，我國正處于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躍遷的關鍵期，傳統產業依賴要素投入的發展模式尚未根本轉變，企業更傾向于短期見效的應用研究，天然規避長周期、高風險的基礎研究。另一方面，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體制機制與創新生態仍有待完善。不可否認，我國顛覆性技術的基礎理論研究仍存在短板弱項，科技成果面臨轉化效率和價值不高、對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支撐不夠等問題，科技自立自強水平仍有待進一步提高。
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核心支撐，更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基石。需要系統推進體系重構、要素升級與協同攻堅，形成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制度支撐。一是強化國家在創新方面的戰略引領與統籌能力。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實施路徑，依托“雙一流”高校優勢學科資源和深度文理交叉，在重點區域布局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集群，壓實戰略科技力量在基礎研究領域的重大攻關責任。
二是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機制。需持續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創新價值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統籌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與“國家卓越工程師培養計劃”，推動數據、人才、資本等創新要素高效配置，強化對基礎研究的放大疊加倍增效應。
三是完善產學研協同攻關體系。整合國家實驗室、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科技領軍企業力量，建立差異化分工與協同機制，鼓勵有條件企業支持基礎研究，通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稅收優惠機制，引導企業深度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打通“基礎研究-技術攻關-產業應用”轉化鏈條。
界面新聞：“反內卷”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政策導向之一。“內卷式”競爭對制造業的影響尤為明顯，尤以汽車、光伏、鋼鐵、水泥及新興技術產業為甚。“十五五”期間，制造業如何“反內卷”，光伏、鋼鐵等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如何化解？制造業“反內卷”的核心是什么？
裴建鎖：“內卷式”競爭已成為當前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一大障礙。經濟學上，這種現象被定義為“在投入持續增加的情況下，邊際產出不升反降，甚至出現總產出負增長的非理性競爭狀態”，通常表現為低價競爭與產能過剩的雙重困境。截至2025年7月，中國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連續34個月同比為負，工業產能利用率自2021年以來持續處于下滑區間，反映出供需關系失衡的嚴峻現狀。
當前，供需失衡在新興領域、傳統領域均有出現。比如，光伏行業是近年來內卷式競爭最為明顯的新興產業之一，大量投資涌入導致產能擴張遠超需求增長速度，產品和服務趨于同質化，企業陷入價格競爭。“十五五”期間破內卷，重在以創新提質、以需求擴源、以規則定界，破除低水平競爭的惡性循環，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
一是，應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發展理念的根本轉變。本輪反內卷不僅僅是對無序競爭、價格戰的抵制，從深層次剖析，更是一場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的發展模式變革。反內卷通過推進產能治理、防止惡性競爭，為物價水平逐步回歸合理區間創造有利條件；同時，這一過程也倒逼企業跳出低水平規模競爭的囚徒困境，將更多精力投入到技術研發、產品創新與品質升級中，推動產業結構從粗放式擴張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注入持久動力。
二是，通過擴大有效需求為過剩產能“找出路”。從近年制造業的表現來看，多數行業的產能并未顯著擴張，總體價格下行壓力主要來自需求端特別是外需收縮，因此，盡快擴大有效需求是“反內卷”的關鍵所在。刺激內需將為過剩的產能創造新的出路，使競爭從“內卷式”的零和博弈轉向“做大蛋糕”的正向競爭。
三是，從國內市場競爭轉向全球競爭格局，實現從“內卷”到“外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精準對接周邊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需求，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項目建設，打造互利共贏的產業合作網絡，探索中國制造業的“外部增量市場”。
四是，建立法治化和市場化的長效機制。與上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比，本輪“反內卷”治理從根本上仍需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協同作戰的改革思路。例如，引導企業走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之路，通過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深層次制度改革和協同治理，實現中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界面新聞：“中國制造2025”“專精特新”等政策對在落地時是否存在資源錯配的現象？在關鍵領域如航空航天、芯片，國企主導與民企創新的邊界應如何劃分？
裴建鎖：理論上，任何產業政策出臺，都有可能“興一利必生一弊”，關鍵要權衡實現主要目標的收益和所需付出的成本。
從企業角度，產業政策雖能激勵部分符合條件的企業創新與擴張，但也可能導致企業為迎合政策要求而采取形式化舉措，損害政策有效性，并擠出未獲得補貼的企業；此外，若補貼資格標準缺乏普惠性，將加劇資源分配失衡。從政府角度，地方政府普遍對規模較大的企業存在偏好，這種規模偏好使得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中傾向于大企業，降低資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場競爭、阻礙中小企業進入，最終可能拉低生產率。
從宏觀行業角度，選擇性產業政策整體上抑制該行業內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可能引發企業為獲補貼盲目生產的產能過剩，過度補貼還降低企業對競爭壓力的敏感度，要素市場扭曲進一步放大資源錯配。從區域發展結構角度，地區間為爭奪政策紅利存在補貼競爭，引發資源空間配置扭曲，加劇區域市場分割，阻礙資源全國性高效流動。這些都是潛在的風險，需要配套政策加以糾偏。
“中國制造2025”作為產業轉型宏觀愿景，其視野宏闊，是一項由國家推動的路線圖，旨在通過自主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提升中國在十大戰略領域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實現制造強國；而“專精特新”則是其中一項具體政策措施。依據這一方向性的路線圖，在航空航天、芯片等關鍵領域，國企主導與民企創新的邊界劃分，需遵循“上游國企扛大梁、下游民企主推進”的原則，以“保障安全前提下優化資源配置、打造‘國民共進’生態”為依據。
大型國有企業應聚焦上游、需耐心資本投入及關系民生和安全的環節。航空航天的發動機研發、芯片的光刻機核心部件制造等上游環節，具有研發周期長、資金投入大、風險系數高的特征，且直接關系國家戰略與產業安全，國企憑借強資源整合能力及波動小、逆周期的投資特征，可承擔“鏈主”與“穩定器”角色，推動實現“模塊替代—架構替代—價值替代”的核心技術自主化。
民營企業則應主攻下游領域，在滿足市場“好不好”的需求端發力。例如芯片的應用設計、航空航天配套設備的市場化優化等下游環節。民企可依托對市場需求的高敏感度與靈活創新機制，參與關鍵技術的應用研發、配套零部件的創新升級及特定工藝的優化改進，融入國企主導的創新鏈生態與產業鏈平臺。
界面新聞： 在歐美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是否要重構供應鏈，如何重構？在中美脫鉤、地緣政治沖突下，中國能否通過“產業鏈集群”優勢留住中高端環節？在半導體、高端裝備等領域，如何突破“技術圍堵”？
裴建鎖：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中國制造業的供應鏈重構既是應對歐美“去中國化”外部壓力的策略，更是基于自身發展需求的主動之舉。做好自己的事，用好“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以構建新發展格局應對新變局、塑造新優勢、實現新突破，是穩中求進重構供應鏈的根本遵循。
一方面，美國發動貿易戰以來，中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作為應對外部不確定性的關鍵。通過推動產業的國內梯度有序轉移，將半導體封裝測試、關鍵零部件等環節向中西部和內陸地區轉移，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形成縱深支撐。同時，持續推動技術創新，為制造業供應鏈重構提供核心動力。我國著力推進核心設備的國產化替代和關鍵技術的自主攻關，2024年半導體設備國產化率升至13.6%，確保供應鏈關鍵環節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在堅持“以我為主”的前提下，積極拓展全球經貿合作，將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強化自身、連接世界的重要手段。以半導體產業為例，中國半導體設備進口來源正呈現多元化趨勢，2024年自日本、荷蘭進口額占比分別達29.2%和22%。
中國能否留住中高端制造環節？答案是肯定的，其底氣來自于多個維度，包括幾十年來發展形成的、難以復制的“產業鏈集群”優勢。顯而易見，“下一個‘中國’，還是中國”。
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規模龐大的產業鏈集群，形成了從研發設計到生產制造、從關鍵零部件到終端產品的完整生態系統，這種完善的產業配套顯著降低了企業外部采購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為留住中高端環節提供了強大支撐。同時，產業集群帶來的人才集聚和創新生態優化，構成了中國留住中高端環節的核心競爭力。這些產業集群不僅是生產中心，更是高端人才、前沿技術、創新資本等要素的集聚高地，形成了強大的知識溢出效應和技術擴散能力。例如，長株潭地區加快構建與優勢特色產業相匹配的國家創新平臺體系，合肥市集成電路集群“科大硅谷”建設有效避免了研發與制造環節的分離趨勢。通過營造良好創新環境，為企業將研發設計、核心工藝等高端環節留在中國提供絕佳選擇。
在半導體、高端裝備等關鍵領域，突破外部“技術圍堵”的關鍵之策，在于系統性地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水平，構建以我為主、安全可控的產業生態。
其一，推進全鏈條技術攻關與成果應用，確保關鍵技術“自主可控”。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從EDA工具、設備、材料到制造工藝，技術密集、環節眾多，需充分發揮“鏈主”企業的引領作用，實現從基礎研究、中試驗證到規模制造全流程的協同突圍。完善首臺套、首批次政策，擴大政府采購與市場應用，同時倡導“優質優價”，避免惡性競爭擠壓研發投入，推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
其二，完善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機制，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面對全球供應鏈重構與“技術脫鉤”風險，借助AI+新機遇，加快推動半導體封裝測試、關鍵零部件、精密結構件等環節向中西部和內陸地區有序轉移。
其三，布局國家戰略腹地與關鍵產業備份，提升極端情境下的供應鏈抗沖擊能力。關鍵產業的備份涉及到國家戰略資源的儲備和利用，確保在面外部環境變化時，能夠依托戰略儲備和產業備份，維持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界面新聞：從產業布局的角度來看，您對“十五五”時期制造業的發展方向有哪些建議？
裴建鎖：“十五五”時期制造業產業布局需以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為核心，兼顧中西部工業化需求與共同富裕目標，錨定2030碳達峰目標與綠色生產力發展要求，銜接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形成“國內協同、內外聯動、綠色低碳”的布局體系，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與新質生產力培育鞏固提升空間基礎。
在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上，首要任務是破除省際行政壁壘與區域市場分割，推動各地從“本地利益優先”轉向“全國產業鏈收益最大化”，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一方面，嚴格落實統一市場基礎制度、統一市場基礎設施、統一政府行為尺度、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統一要素資源市場，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的要求，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對企業跨區域投資、要素自由流動的阻礙，釋放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應對“逆全球化”“工業回流”外部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以區域一體化為關鍵路徑，因地施策，如在京津冀依托產業互補性與中央統籌機制，強化區域內綠色產業鏈協作與貿易聯動，放大對區域外的貿易溢出效應；在長三角優化數字基建與產業鏈協作機制，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智能技術與低碳制造結合，平衡區域分工，避免同質化競爭與高碳產能過剩。同時，通過科學評估動態監測政策效果，切實推動市場深度融合，為縮小區域差距與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支撐。
區域差異化布局需緊扣東中西部及縣域稟賦優勢，兼顧綠色發展與工業化需求。此外，加快建設國家戰略腹地與關鍵產業備份，推動中西部和縣域進軍綠色高附加值環節，借鑒湖南祁陽的微型電機產業鏈集群和高端工業陶瓷產業鏈、懷化的興懷新材料產業鏈等發展模式，激發地方圍繞產業鏈薄弱環節開展“錯位競爭”的內生動力，推動形成“東中西部聯動、大中小城市協同”格局。
對外開放與產業布局協同層面，需以“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為導向，構建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協同發展新格局，優化外向型綠色布局。西部地區依托自貿區與西部陸海新通道，成渝共建自貿試驗區協同開放示范區，寧夏、內蒙古建設面向中亞的綠色商貿物流樞紐與產業基地，陜西強化“一帶一路”綠色五大中心建設，推動中歐班列與陸海新通道聯動，發展低碳貿易。中部地區以制度型開放對接國際綠色規則，依托鄭州、武漢等中心城市及4個自貿區，發展綠色口岸經濟與多式聯運，構建內陸“無水港”與空中開放大通道，聚焦先進制造業、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業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以開放推動綠色轉型。同時，健全再生資源回收制度，將再生資源體系融入對外開放產業鏈，通過開放與產業布局深度融合，提升制造業在國內大循環中的綠色資源優化配置、在國際循環中的低碳競爭力，為“十五五”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與共同富裕筑牢根基。
（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博士生金朝陽、葛昀和陳哲昂對本次訪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