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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徽（州）杭（州）之間的“嚴州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江南，但它的故事比江南更動人。”楊斌說。
楊斌出生于浙江建德乾潭的小山村，19歲北上讀大學，26歲跨越太平洋赴波士頓攻讀博士，此后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11年。他的學術研究一直聚焦中國－東南亞－印度洋三角關系，瘴氣、張愛玲、海貝、南洋是他的學術關鍵詞。
這位長期“向外看”的海洋史學者，在中年時卻將目光收回家鄉，以建德縣（古嚴州府）為核心，探索其兩千年變遷，寫下30萬字的《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從東漢嚴子陵的“高潔”到宋末謝翱賦予的“忠烈”，從南宋“京畿三輔”的高光時刻，到清代坌柏村汪吳氏等底層女性的堅韌……在楊斌的史料挖掘下，嚴州的歷史如一副畫卷，逐漸展現出豐富而動人的樣貌。
很多人都不知道嚴州。嚴州府的湮沒是一個漸進的過程。1959年新安江水電站建成，淹沒淳安、遂安兩縣及獅城、賀城兩座千年古城，形成千島湖。1969年富春江大壩蓄水，淹沒沿江村落如坌柏村（楊斌母系家族祖居地）。而嚴州府行政建制則在1958年被撤銷。在地理變遷與記憶遺忘的雙重湮沒下，嚴州成了被忽略的“江南以南”。
近期，正午與歷史學家楊斌深入對話，一起探尋嚴州被湮沒的歷史細節，以及一個離鄉游子對家鄉的復雜情愫。以下為訪談內容，略經編輯。
正午：您的學術研究一直聚焦云南史、海洋史，為何會轉向家鄉嚴州的地方史研究？
楊斌：最開始完全沒有想過研究家鄉史。我的博士論文做全球視野下的云南邊疆，到新加坡后又做中國－東南亞－印度洋的三角互動，研究海貝、龍涎香，還有郁達夫這樣的華人華僑，都是“向外看”的課題。從學術慣性來說，不會把目光放在浙西南的一個小府城。
轉折是在2005年回國后。2006年我回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那段時間常回家。外婆、母親和舅舅總會講起小時候的事——外婆說我外公是徽州移民的后代，坌柏村的汪家過去靠砍柴燒炭過日子；舅舅說，20世紀60年代移民時，全村都眼淚汪汪不肯離開老家。我是學歷史的，覺得這些人事不能就這么丟了，應該寫下來。2006到2007年，我利用課余時間寫了兩三萬字的草稿，主要是外婆、母親、舅舅講的家族往事，那時候只是想留個紀念，沒打算寫成一本書。
真正決定寫嚴州史，是在2017年。那年夏天我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到了澳門大學任教，或許是人到中年，突然下決心寫一本不一樣的家鄉史。
此后我就開始系統看嚴州的地方志，從南宋的《嚴州圖經》到清代的《光緒嚴州府志》，再到歷代文人的嚴州詩文，越來越覺得嚴州的歷史不應該被遺忘。比如嚴州在南宋是“京畿三輔”，為杭州提供木材、木炭，還是皇族的封地；又比如嚴子陵釣臺，從漢唐的“高潔”到宋后的“忠烈”，形象變遷里藏著時代的價值觀變化。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地方史課題。
簡單說，這本書就是人到中年后的“回首”。不管走多遠，總會想回到人生的起點，想弄清楚家鄉的來龍去脈。這本書本質上是“中年離鄉游子的思古之幽情”，有對家族、家鄉和父老鄉親的情感。
正午：從2006年寫家族草稿，到2021年完成書稿，前后跨度十幾年，有沒有什么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
楊斌：印象最深的是尋找史料的過程。嚴州的文獻太稀缺了，太平天國戰火把大部分地方文書、族譜、碑刻都毀了。左宗棠給清廷的奏折里寫，戰后嚴州“十不存一”，10個人里活下來的不到1個，人口尚且如此，文獻更不用說。在相當有限的材料中挖掘出生動有趣的主題，講述有血有肉的故事，同時彰顯嚴州地理和文化上的獨特形象，難度很大。
讀者或可看出，我在全書的細節上有很多努力，如關于乾嘉年間坌柏村的汪吳氏一生的掙扎。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我正在寫汪吳氏那章。那時常用一個詞“時空伴隨者”。我突然想到，1793年11月馬戛爾尼使團經過坌柏村江面時，汪吳氏正在村里為擇嗣焦灼。他們相隔只有一箭之遙，卻永遠不會相見。一個是英國貴族，一個是中國山村寡婦，命運完全不同，但都生活在那個時代，曾經近在咫尺。我把這個想法寫進書里，讓汪吳氏的故事有了更廣闊而又更鮮明的歷史內襯。
正午：您在書中提出“嚴州是江南以南”，很多人認為浙江屬于江南，您如何定義“江南”？
楊斌：“江南”是個動態的地理概念，是一個歷史進程，秦漢到明清的所指一直在變。我這本書里的“江南”，主要是明清時期的定義——以太湖流域為核心，包括鎮江、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杭州這七八個府，在浙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杭嘉湖平原”。這片區域是水鄉、平原，經濟富庶，文化發達，是傳統意義上的“江南”。
之所以說嚴州是“江南以南”，不是否認嚴州屬于廣義的江南，而是想突出它的獨特性。它不在太湖流域的核心圈，是“江南的邊緣”，“江南的延伸”。這種邊緣性讓它保留了很多不同于杭嘉湖的文化特征，比如徽州移民帶來的習俗、山區特有的生產生活方式。我在書中一再強調，嚴州在徽州和杭州之間，這個之間不僅僅是地理上的，空間上，而且也是經濟上、文化上的。這些都是嚴州的魅力所在。
正午：南宋是嚴州的“高光時刻”，你在書中提到嚴州是“京畿三輔”“三位真主興王之地”，這段歷史對嚴州的文化塑造有哪些影響？
楊斌：南宋奠定了嚴州“名邦望郡”的地位，在明清以后嚴州逐漸衰落。南宋對嚴州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政治地位的提升。北宋時，宋太宗沒登基前遙領嚴州防御使；南宋高宗趙構當康王時，也遙領嚴州節度使；后來宋度宗登基前，同樣遙領嚴州——嚴州成了“三位真主興王之地”，對南宋政權的合法性非常重要。高宗南渡后，嚴州位于臨安（杭州）西南，真正是“京畿三輔”，很多皇族被封到嚴州，科舉時嚴州的趙姓進士特別多，就是皇族后代。
第二是經濟角色的強化。杭州在南宋有幾十萬人口（馬可·波羅說上百萬，可能有夸大），但杭州沒有煤炭，做飯、取暖全靠嚴州的木材和木炭。宋末元初的謝翱在嚴州，就是靠雇傭山民砍柴燒炭發家的。簡單地說，嚴州是杭州的“能源基地”，這種經濟聯系讓嚴州在南宋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
第三是文化的積累。范仲淹知嚴州時，建了嚴子陵祠堂，還辦了書院；陸游知嚴州時，也重視辦學，嚴州的文氣在南宋達到頂峰。南宋嚴州的進士數量，占整個嚴州歷史進士總數的一半以上，還出了方逢辰這樣的狀元、黃蛻這樣的榜眼、何夢桂這樣的探花。科舉的興盛帶動了文化的繁榮，比如嚴州刻本在南宋很有名，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就是在嚴州刻版的，對嚴州文化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明清。
正午：“湮沒”是您這本書的文眼，既指地理上的淹沒，也指記憶上的遺忘。這兩種“湮沒”有什么關聯嗎？
楊斌：地理湮沒加速了記憶遺忘，記憶遺忘又讓地理湮沒的創傷更難修復。
先看地理湮沒：1959年新安江水電站建成，淳安、遂安兩縣大部分被淹，兩座千年古城賀城、獅城沉底，30萬人移民；1969年富春江大壩建成，建德北部的坌柏、張村等山村被淹，又有五萬移民。這些移民被分散到江西、安徽、浙江其他地區，和故土的聯系人為隔斷。
地理湮沒后，記憶遺忘就成了必然。1958年嚴州府建制被撤銷，所轄六縣劃歸杭州，“嚴州”這個名字從地圖上消失了。現在建德的年輕人，大多不知道“嚴州”是什么，甚至以為建德一直屬于杭州；千島湖底的賀城、獅城，除了老一輩移民，很少有人知道它們的歷史；坌柏村這樣的小山村，只在民國縣志里留了十幾個字，具體位置很少有人能說清。
更嚴重的是，文獻也跟著“湮沒”了。移民時，很多家族的族譜、文書被遺棄；20世紀50年代后的運動中，剩下的碑刻、祠堂或被毀壞，或在江底。
這兩種“湮沒”造成的后果，是嚴州歷史的“斷裂”。年輕人不知道家鄉的過去，移民后代找不到根，學術研究缺乏史料。我寫這本書，就是想在地理湮沒和記憶遺忘之間搭一座橋，讓嚴州的歷史能被看見、被記住。
正午：嚴子陵是嚴州最著名的歷史人物，您在書中梳理了他從“高潔”到“忠烈”的形象變遷。這種變遷反映了怎樣的歷史價值觀變化？
楊斌：嚴子陵的形象變遷，本質上是不同時代“需要”不同的歷史符號。
漢唐時期，他的核心是“高潔”。《后漢書》里寫他拒絕光武帝征召，“披羊裘釣澤中”，還說“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這時候的嚴子陵，是“不與官府合作”的隱士代表，推崇的是“自由自在、不慕權貴”的價值觀。那時候的文人如謝靈運、孟浩然，寫嚴子陵都是“望峰息心”洗滌塵慮，突出他的隱逸。
變化發生在宋末元初。宋遺民謝翱兵敗后隱居嚴州，登上嚴子陵釣臺哭祭文天祥，把嚴子陵的“不合作”解讀為“忠誠于前朝”。謝翱哭文天祥拜嚴子陵，是忠于南宋。從這時候起，嚴子陵的形象開始加進“忠烈”的元素，并成為釣臺的主流符號，成為遺民的精神寄托。
明末清初，這種“忠烈”形象被進一步強化。廣東遺民屈大均來嚴州，登上釣臺祭拜謝翱，寫下《書西臺石》，說“皋羽（謝翱）與予所遭，乃生民之至不幸”，把自己比作謝翱，把嚴子陵釣臺當作抗清的象征。這時候的嚴子陵，已經不是簡單的隱士了，他的“不合作”成了“忠誠于漢家天下”的符號。
到了太平天國時期，嚴州知府李文瀛兵敗后，選擇投江于釣臺來凸顯對清朝的忠誠。
王朝更替、社會動蕩時，文人需要一個“忠誠”的符號來寄托情感，嚴子陵的“不合作”恰好被改造為“忠于前朝”的“忠烈”。而在和平時期，文人更需要“高潔”的符號來表達對自由的追求。
正午：在書中你花了大量篇幅寫女性，比如汪吳氏、楊太后，還有建德縣志里的其他寡婦。為何關注這些被歷史忽略的女性？
楊斌：一方面是受個人經歷影響。我從小聽外婆講家族故事，女性的故事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是受我博士生導師柯臨清的影響，她是最早把性別研究帶到中國研究的西方學者。雖然我的博士論文沒做性別研究，但聽她的課和她交流，讓我注意到歷史研究中的女性視角。
嚴州的女性史料特別少，除了楊太后這樣的皇室女性，底層女性只有縣志里零星的“節婦”記載，比如汪吳氏、陳葛氏、汪潘氏，都是“夫亡守節、捐田贍族”這樣的簡單描述。但這些女性都非常堅韌——汪吳氏28歲喪夫、35歲喪子，最后捐出40畝田地作為嚴州府學的膏火田。這一群女性的生平，哪里是“節婦”這兩個字所能概括的。
在書寫時，我會先理解她們的處境——不能用現代價值觀評判她們的“守節”。在清代的語境里，女性沒有財產繼承權，守節是她們保護自己和家人的方式，汪吳氏捐田也是為了在家族中獲得擇嗣權，這是她們在有限空間里的“理性選擇”，是對父權不屈不撓的抗爭。
但我也不會放棄“史學審視”，比如分析汪吳氏捐田的動機，要結合清代的“旌表制度”——官府會表彰“節婦”，捐田能讓她獲得官方認可，從而鞏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我也一一列舉她捐田的明細，41丘田總共才40畝，最小的一丘田大約250平方米。田地之零碎，可見清代嚴州山區的生存壓力。
簡單說，就是“走進歷史語境理解她們，跳出歷史語境分析她們”。既不把她們當作“禮教的受害者”簡單批判，也不把她們的“守節”美化成“道德高尚”，而是還原她們作為“人”，特別是作為“第二性”的女性之掙扎與智慧。
正午：新安江水電站和富春江大壩的修建，讓嚴州的地理和文化發生了“兩千年之變”。您如何評價這種變化？
楊斌：這兩座大壩的修建，是嚴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變化”，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令人遺憾的一面。積極的是，新安江水電站是新中國最早自主設計、建造的水電站之一，為華東地區的電力供應做出了無法低估的貢獻；富春江大壩也是如此。但對嚴州來說，負面影響也絕不容忽視。
首先是地理上的“割裂”：新安江水電站建成后，新安江上游不再通航，嚴州和徽州的聯系斷了——過去徽商順著新安江把物資運到嚴州，再轉到杭州、上海，這種持續兩千年的經濟文化聯系，一下子沒了。1969年富春江大壩建成后，嚴州和杭州的水路也斷了，嚴州不再是杭州的“能源基地”，經濟地位一落千丈。
其次是行政上的“消失”：1958年嚴州府建制被撤銷，其實和大壩帶來的地理割裂有關——嚴州既沒了與徽州的聯系，也沒了對杭州的經濟價值，建制撤銷成了“必然”。這直接導致嚴州的地方認同淡化，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嚴州”，只知道“建德屬于杭州”。
文化傳承上的影響更難修復：嚴州府前后有35萬人口被迫遷徙，遷徙人數相當于嚴州府總人口的40%，影響之大，可想而知。移民分散后，嚴州的方言、風俗難以傳承。淹沒的古城、山村沒有留下遺跡，嚴州的文獻、文書在移民和運動中遺失。現在雖然有“嚴州古城”的修復，但很多是旅游“古跡”，雖然能夠吸引游客，但無法還原歷史。
這種變化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重視文化傳承——一座古城、一個村莊的價值，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記憶和認同的載體。嚴州的教訓，值得其他地方借鑒。
正午：寫完《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后，你對“家鄉”這個概念有了哪些新的理解？接下來的研究計劃是什么？
楊斌：寫完這本書后，我對“家鄉”的理解更復雜了。家鄉是每個人的“根”，是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要去尋根。現在覺得，家鄉是“被用來遺忘的”。遺忘中的家鄉是最美好的，一旦回到現實，就會有落差。魯迅的《故鄉》和郁達夫的《還鄉記》，就是充滿了惆悵和焦慮：回去后發現閏土變了，楊二嫂并不可愛——家鄉不是固定的，是活在記憶里的。
寫完了這本書，感覺肩上和心底的壓力一下子釋放了，未來可能不會再進一步研究嚴州文化了。不是不關注，而是覺得該說的基本都說了。這本書不僅寫了家鄉，而且也嘗試了地方史寫作的新范式，再寫也很難有新的突破。不過，嚴州當然會一直是我的“情感牽掛”。
接下來的研究計劃是澳門史。2017年我在新加坡發現了一幅乾隆時代的澳門山水長卷，后來到澳門后開始研究，去年已經完成了初稿。主要對比這幅中國畫和同時期歐洲畫家的澳門畫作，分析乾隆時代澳門的社會狀況，看兩種文化如何在澳門互動。
正午：你希望讀者從《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中讀到什么？
楊斌：我希望讀者能讀到“被忽略的歷史”——嚴州不是江南的附庸，它有自己的故事，有東漢的嚴子陵、南宋的楊太后、清代的汪吳氏，有跨國的聯系，有底層的堅韌；也希望讀者能讀到“記憶的重要性”。一座城市、一個村莊的歷史，不只是文獻里的文字，更是人的記憶，一旦記憶消失，歷史就真的“湮沒”了。
我也希望讀者能體會到，歷史應該是公平的、民主的，每個人都有權利來寫自己的、家庭的、家鄉的歷史。2005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書的時候，給學生的作業便是寫自己的家史，編自己的家譜。二十年后，我完成了自己的家史和家鄉史，這也算是以身作則。對我來說，這本書是中年回首的一剎那，是對長輩的交代，也是對嚴州的鄉情。
——完——
題圖:浙江省建德市南峰塔東眺三江口，由出版方提供
作者明亮，一個喜歡蹲下來看世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