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珍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被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經濟學家，他們的研究揭示了技術創新如何推動長期經濟增長，并探討了創新過程中制度環境的關鍵作用。

這些研究為當下中國經濟的“反內卷”提供了重要啟發：只有通過創新淘汰舊產能、開辟新賽道，才能徹底跳出存量博弈。這與中央一直倡導的“以新質生產力破解內卷”核心觀點高度契合。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清晰而深刻：反內卷不是否定競爭，而是要讓競爭回歸合理區間，從而更好的激發創新；不是放棄努力，而是要讓努力轉化為增量價值。”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對界面新聞說。

莫基爾長期研究經濟史，并從工業革命的歷史中發現了技術變遷與持續增長之間的深刻關聯。他的研究顯示，即使有技術潛力，如果社會環境封閉、不信任新觀念，就難以延伸出持續的創新鏈條。這意味著政策研究不僅要考慮經濟激勵，還要關照教育、科學傳播、制度開放等軟因素。

“莫基爾的研究指出，技術進步的持續發生依賴于制度保障，如知識產權保護、科研激勵機制、教育體系和開放市場環境等。這提示我國需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制度與創新生態，激發企業與科研機構的創新活力。”中國銀河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章俊對界面新聞說。

田軒表示，莫基爾的核心貢獻在于揭示了技術進步的先決條件——知識啟蒙與制度保障構成的創新生態系統。這一發現精準點破了中國內卷式競爭的深層癥結：資源有限下的無效博弈，企業陷入“技術趨同——價格競爭——研發不足”的惡性循環，這背后正是知識積累不足與創新生態缺失的深層制約。

阿吉翁和豪伊特獲獎的原因則是將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模型化并進行深入擴展，使創新機制在宏觀層面得以精準刻畫，并進一步應用于產業結構和企業行為研究。

章俊指出，熊彼特作為與凱恩斯比肩的理論巨人，其理論中包含著諸如“企業家精神”、“創造性破壞”等深刻但難以量化的思想。直到1992年，阿吉翁和豪伊特一起建立了“熊彼特增長模型”，將其轉化為嚴謹的數學模型，熊彼特的思想才真正開始受到主流宏觀經濟學界的重視。在熊彼特增長模型中，技術是生產的核心投入。企業家通過研發提供新技術，一旦獲得技術優勢，便能掌握市場支配力，進而攫取壟斷利潤。盡管研發充滿風險，但一旦成功，新技術便會顛覆舊技術，將昔日的壟斷者淘汰出局，并由新的勝利者取而代之。這一過程正是“創造性破壞”的體現，它告訴我們，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由利潤驅動、通過新舊企業不斷更替而實現質量躍升的動態演化過程。

田軒進一步表示，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競爭與創新倒U形關系”理論，幾乎是為當前我國“反內卷”量身定制的分析工具。他們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并結合英國企業專利數據驗證：競爭與創新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存在“黃金平衡點”：競爭不足則企業缺乏創新動力，所以增加競爭會激勵企業創新；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過度競爭則會扼殺創新。

“這一理論在我們的新能源汽車行業體現得淋漓盡致。”田軒說，當前我國新能源汽車車企深陷在阿吉翁與豪伊特所說的“熊彼特效應”主導階段——當競爭超過閾值，企業利潤被無底線的價格戰吞噬，研發投入被迫壓縮，新的創新無從談起。

此外，田軒指出，阿吉翁等人的研究還發現，競爭對創新的影響存在“前沿差異”。前沿企業可以通過創新“逃避”競爭，而非前沿企業更易在過度競爭中喪失動力。這解釋了為何我國部分傳統行業內卷嚴重，因為大量非前沿企業缺乏技術儲備，只能在存量市場中拼價格，而突破之道正在于通過政策引導與資源傾斜，推動企業向技術前沿靠近。

當前我國正處于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的關鍵階段，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為我國堅持“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田軒說，莫基爾提出的“知識啟蒙與制度保障構成的創新生態系統”的觀點，與我國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的轉變有著極為相似的內核。2025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明確提出“投資于人”，正是要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筑牢創新根基。制度保障在莫基爾的理論中同樣占據核心地位，他強調專利制度通過降低技術信息獲取成本，加速技術擴散。這一點在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中尤為明顯，《民營經濟促進法》的頒布與實施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大，讓企業家創新信心顯著提升，而這正是打破“創新成果易被模仿”的內卷痛點的關鍵。

章俊表示，從“創造性破壞”理論可以看出，高質量發展必須容忍和引導結構性調整，鼓勵新技術、新產業替代落后產能。這對我國當前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具有重要啟示。盡管“創造性破壞”意味著改革必然伴隨陣痛，但我們仍應確保技術進步成果的普惠性與包容性。政策制定者需在穩增長與促改革之間取得平衡，通過社會保障、再就業培訓等手段緩解轉型沖擊，確保創新驅動的可持續性。

田軒補充道，從政策層面看，需要政府扮演“規則守護者”而非“參與者”。地方政府應摒棄“補貼競賽”“政策洼地”等內卷式招商，轉而聚焦創新生態建設；同時要讓劣質產能有序退出，通過法治化手段打擊偷工減料、抄襲模仿等惡性競爭行為。這正是諾獎理論強調的“制度賦能”——好的制度能讓競爭導向創新，壞的制度則會讓競爭淪為內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