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張旭

界面新聞編輯 | 劉海川

2025年是我國“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同時也是“十五五”規劃編制的關鍵謀劃之年。在當前構建國際國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背景下，國民收入分配已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其調整直接關系到國內需求的有效釋放。?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文簡稱《建議》），明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和主要目標，擘畫了未來五年發展的宏偉藍圖，為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指明了前進方向。

10月28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上述建議內容。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部分，《建議》提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此外《建議》還明確，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強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財富積累機制，支持勤勞創新合法致富，鼓勵先富帶后富促共富。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國民收入分配又該如何調整？為此，界面新聞專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李曉超。他指出，“十五五”時期，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異常復雜，肩負的經濟發展任務也十分繁重，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將會前所未有。?

基于對這一形勢的判斷，李曉超建議，“十五五”期間，需要依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和要求，明確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向和目標。未來五年，要充分認識到初次分配作為收入分配體系的基礎，同時也高度重視收入再分配的積極作用。?

“相比于勞動報酬收入，居民經營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應積極創造條件、大力鼓勵居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李曉超說。

擴大消費需求的背后是依賴居民收入增長

界面新聞：據測算，“十五五”時期，中國總需求增量或達39萬億元。有學者指出，保持經濟合理增長所需要的總需求增量必須也只能更多從持續擴大居民消費中產生，居民消費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 “壓艙石”。如何理解這一判斷背后的邏輯？

李曉超：當前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擴大內需是應對壓力的關鍵抓手，內需擴大需重點聚焦消費需求，但消費需求擴大的背后則是依賴居民收入增長。在我國經濟增速放緩背景下，居民收入直接增長難度較大，則需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以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比如，提高居民經營性收入以及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等。

當然，恢復和擴大消費是系統性工程，盡管也需要采取增加有效供給、優化消費環境以提振消費意愿以及階段性實施消費補貼等短期激活需求等措施。但必須看到，這些措施需與收入增長形成協同。若缺乏持續的收入支撐，供給優化可能陷入 “有產品無市場”，消費意愿也會因 “想消費卻不敢消費” 而落空，唯有增加居民收入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底層邏輯。

界面新聞：在“十四五”收官之際，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的變化趨勢？

李曉超：從近年來的情況看，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穩步增長，但橫向對比發達國家，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仍存在一定差距。

聚焦 “十四五” 時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呈現 “穩中有升但幅度有限” 的總體特征。不過，也要客觀看到，受疫情后經濟恢復節奏、產業結構調整陣痛以及部分行業經營壓力傳導等多重因素影響，這一比重提升的動力仍顯不足，尚未形成持續攀升的穩固態勢。例如，部分中小企業經營面臨困難，直接導致部分職工工資增長放緩；同時，城鄉、區域間收入差距雖有縮小趨勢，但依然存在，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居民收入占比的進一步提高。

界面新聞：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結構有何特點？影響居民收入增加的挑戰是什么？

李曉超：從收入構成來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4部分構成，其中工資性收入占比最高。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居民工資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達 56.5%，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轉移凈收入占比分別為 16.7%、8.3%、18.5%。

與前幾年相比，居民收入平穩增長。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義增長5.3%。當然，這一增長并非線性遞增，而是呈現 “穩中有波動”的態勢。2014-2019 年間居民收入增速保持在 7% 左右的較高水平，2020 年受疫情影響增速降至 2.1%，2021 年反彈至 8.1%，2023 年后逐步恢復至 6.1%，2024 年名義增速進一步穩定在 5.3%。

再看城鄉和區域差異，這幾年的變化也比較明顯。分城鄉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繼續快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縮小。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比上年名義增長4.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4%；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比上年名義增長6.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3%。農村居民收入名義和實際增速比城鎮居民分別快2.0個和1.9個百分點。2024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2.39降至2.34，較 2012年下降0.51。

說到居民增收的挑戰，核心還是要回到收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上述居民可支配收入構成中，除轉移凈收入外，其余三項收入均與經濟增長關聯緊密。比如工資性收入要增長，得靠就業擴大、企業能創造更多產品和服務；經營凈收入增長，離不開企業規模擴張、產出提升；財產凈收入增長，也得有財產積累和升值。而這些影響因素最終都會體現為經濟增長。若無經濟增長，就業、企業規模、產品服務供給及財產積累都難以實現突破，三項收入增長也會失去支撐。?

回顧改革開放歷程，其實也能看出規律：經濟增速快的時期，居民收入增長往往更快；經濟增速放緩，居民收入增長也會隨之放緩。因此，從本質來看，居民收入是國民收入的組成部分，而國民收入以國內生產總值為主要構成，這決定了居民收入增長快慢主要取決于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在當前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收入增加高度依賴經濟增長；面對當前經濟增長放緩的現狀，居民增收確實面臨一定困難與挑戰。

高質量就業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關鍵抓手

界面新聞：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提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必須完善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協同。如何發揮初次分配的基礎性作用？

李曉超：在推動共同富裕進程中，充分認識到初次分配作為收入分配體系的基礎，同時也高度重視收入再分配的積極作用。?

首先是提高居民收入和低收入群體收入比重。相比于勞動報酬收入，居民經營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應積極創造條件、大力鼓勵居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提高居民經營性收入比重。

與有數據支撐的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經營性收入占比低10個百分點左右，可以考慮把提高居民經營收入作為提高居民初次分配總收入占比的重要抓手，同時也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緩解收入分配差距。

從歷史數據來看，這一下降趨勢更為清晰：1998 年，居民經營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為 31.7%，2003 年降至 22.4%，2013 年進一步降至 18.8%，2020 年達到 16.5%。自此之后，該比重一直穩定在 16% 至 17% 之間。從長期趨勢分析，居民經營性收入比重的下降，既與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的逐步增多的因素有關，但也與居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規模減弱有一定聯系。

基于此，應重點鼓勵居民參與生產經營活動，例如規范發展地攤經濟。從事地攤經濟的群體中，相當一部分屬于低收入人群，這類群體的消費傾向通常較高，其收入增長不僅能改善自身生活，更能直接帶動消費擴大，為經濟增長注入動力。

其次，規范要素分配秩序，拓寬增收渠道。兼顧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避免分配失衡。對資本要素，加強壟斷行業、平臺企業監管，清理不合理高薪與分紅，明確高管與普通員工薪酬合理倍數；對技術要素，完善知識產權收益機制，支持科研人員技術入股，建立數據要素分配制度，如深圳試點允許個人授權數據獲收益。此外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并完善價格機制。?

此外，還需要明確高質量就業是初次分配中改善收入分配的關鍵抓手。一方面，我們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開拓鄉村特色產業等，擴大就業總量，使更多勞動者參與初次分配；另一方面，注重提升就業質量，強化技能培訓與就業扶持，增強低收入群體發展內生動力，形成“提低—擴中”的良性循環。

界面新聞：城鎮化水平與我國居民消費升級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應通過哪些關鍵舉措進一步釋放城鎮化對消費升級的拉動作用？

李曉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實現了跨越式提升，從 1978 年的 17.92% 提高至2024 年末的67% ，40 多年間，累計提高49.08%。盡管進入 "十四五" 以來增速有所放緩，2021-2024 年年均增長 0.78 個百分點，但仍遠高于全球 0.42 個百分點的年均增速水平。?

雖然我國城鎮化率提升很快，也達到了較高水平，但與國外相比，我國城鎮化率仍較低。2024 年，美國城鎮化率為 84%，日本升至 92.13%，韓國則保持在 81%，這些國家 80% 以上的城鎮化水平，印證了我國城鎮化還有持續深化的潛力。?

事實上，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不僅是現代化水平提升的標志，也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體現。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 54188 元，人均消費支出 34557 元，均保持穩定增長，充分說明城鎮化能有效激活消費潛力。

同時，城鎮人口的持續增加帶動了公共設施、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擴張。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4年公報顯示，全年全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公租房等開工建設和籌集180萬套（間）；新開工改造城鎮老舊小區5.8萬個，惠及居民966萬戶。而這些需求的增加，對經濟增長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為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當前需要著力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

推進城鎮化進程，我認為需要在兩個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一是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盡管 2024 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 67.0%，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存在明顯差距，這部分未完全市民化的群體難以充分釋放消費和發展潛力，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要堅持愿意落戶的就能落戶的原則，加快中小城市逐步取消落戶限制步伐。此外，要降低大城市包括超大城市落戶門檻，對長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對城市發展作出貢獻的居民能夠獲得平等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待遇。

二是要積極探索農村土地和宅基地改革，積極推進 "小田變大田"、土地流轉，推動宅基地改革，通過復耕、轉讓、村莊合并盤活閑置資源，既能為農業現代化騰出空間，也能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提供財產性收入支撐。

明確國民收入分配方向

界面新聞：此前您曾提出一種觀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增加居民收入可供選擇的思路，能否再詳細解釋一遍？此外，收入分配應如何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尋求平衡？

李曉超：在前兩年，我曾就這一問題分享過自己的思考。我認為增加居民收入主要有兩大途徑：一是在現有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下，需通過保障經濟快速增長，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快速增長；二是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形勢下，需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推動居民收入更快增長。結合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經濟增長確實面臨一定的放緩壓力，所以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入手，應該是當前階段增加居民收入更值得重點探索的方向。

不過我們也要清楚，國民收入分配本身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不是簡單 “切蛋糕” 那么容易。

國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的過程。具體來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最基礎的環節，核心是在政府、企業和居民這三大主體之間的分配。其中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通過經營收入、工資收入以及財產性收入而獲得。而當前我們強調擴大需求，尤其是擴大消費需求比重，這就需要重點增加將收入主要用于消費的居民收入。因此，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尤其要重點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占比。

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主要通過減少居民個人所得稅以及加大對居民的轉移支付力度實現。不過，提高居民收入比重，通常意味著政府收入比重的下降。面對政府收入比重的下降，會形成對政府財政收支的較大壓力，需考慮提高財政赤字率的政策安排，同時也可考慮優化財政支出，為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供空間。當然，我們也需認識到，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并非易事，會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但此舉對當前擴大消費具有重要意義，值得推進。

界面新聞： 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提到，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在調整國民收入各個分配環節的過程中，可采取哪些具體措施協同推動分配公平？

李曉超：上述內容，我也提到了國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實物再分配。國民收入分配調整方向需立足初次分配、再分配、實物再分配 “三個環節” 統籌發力，通過明確目標、細化路徑，切實增強分配公平性。通過國際對比分析，提高居民收入占比，需要提高居民財產收入占比特別是居民經營收入占比，居民財產收入占比的提高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紅利收入的占比。 ?

再分配關鍵是要強化再分配調節力度。目前我國再分配調節力度與世界主要經濟體有差距，這不僅影響著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調節，也限制著政府對經濟社會的調節能力。

而這需從兩方面突破：一是優化所得稅、財產稅等經常稅制度，擴大綜合所得征收范圍、完善高收入群體累進稅率、清理不合理稅收減免、擴大環保稅范圍，同時推進房地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立法，既充實政府收入，又調節收入差距；二是通過提高社保繳費比例、擴大參保范圍、研究延長繳費年限，目的還是增加對居民社保支出規模。?

實物再分配核心是增加實物社會轉移規模。提高居民消費水平，離不開實物再分配的公共產品服務支撐。因此，需優先在醫療、教育領域加大投入，同時在文化、體育領域發力，擴大優質資源覆蓋、提升服務均等化，促進居民消費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