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越來越多年輕人對自己的經濟處境感到憤怒，并以一種玩笑的方式暗示通過暴力來解決這一問題，曼焦內的舉動打破了這一界限，使私刑正義開始被更多人所接受——不只是觀念層面，可能也預示著未來的行動，這些席卷社交媒體的喝彩聲就是證據。

作為一個“階級變節者”，法國作家愛德華·路易充滿疑問、愧疚、羞恥、自我詰難，并試圖寫作窮人的故事，挑戰生活的政治。

“一人經濟”和“情緒撫慰消費”或成為新趨勢。

越來越多人開始質疑“勤奮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的優績主義信條，但對經濟不平等加劇的普遍反對意見并未否定優績主義本身——或者說批評者本身從根本上就擁抱優績主義——這讓《逆行人生》以及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這部電影的指責都顯得有些虛弱無力。

“作家書寫底層就是在剝削底層”這個說法的潛臺詞，好像是“只有由底層書寫自己才具有道德合法性”。真的是這樣嗎？

教育社會學學者謝愛磊從2013年起在全國四所重點高校對農村籍學子展開相關研究，十年間，他對約2000名重點高校學生做了追蹤研究，并與其中的百余位農村籍學生進行了長達數年的深入訪談。

對于“無條件基本收入”之不可欲性的反對，常常會帶上某些道德義憤的色彩。敢于在這個方面直面嘲諷和攻擊，為其辯解，不僅需要哲學分析技巧，也同樣需要勇氣和耐心。

他們收編和挪用了“有意義的工作”這一話語，變成了你加班是因為你是一個更酷的人，或是一個對職業更有追求的人。

雙手干凈，良心清白，這已是巨大的特權。

富人在努力和回報之間建立起的關系是交易式的，他們期待更大的努力可以獲得更大的回報。學生和家長對上大學的看法也是交易性的——如果孩子進入頂尖高校，就證明家長投入的時間和資源產生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