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查沁君

界面新聞編輯 | 宋佳楠

國際教育發展水平在不同區域正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特點，這當中，傳統公辦名校優勢明顯，但民辦學校也在持續發力。

近日，第三方國際教育獨立評估機構宜校發布《2024年度出國留學中學榜》，這是該機構第九次推出出國留學中學榜，本次上榜國際化學校/國際部數量為100所。

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蟬聯榜首，連續八年領跑。緊隨其后的深圳中學和華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

深圳國際交流書院為民辦學校第一。這所老牌的國際化學校今年的申請結果亮眼，除繼續保持牛劍預錄數量全國最多的錄取成績外，在美本申請結果上也是成績斐然，首次拿到了哈佛大學本科offer。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教育的發展水平區域差異懸殊。100所上榜的學校共來自于14個省市區，有17個省市區無學校上榜。

上海以22所上榜學校領跑全國。宜校榜單的區域分析顯示，上海、北京、江蘇和廣東的上榜學校數量最多，共達70所，其中上海以22所上榜學校的數量，占據了近四分之一的比重，成為國際教育的一線城市。

緊跟其后的地區是山東，有七所學校上榜，浙江有五所學校上榜，而其他區域的上榜學校均未能達到或超過五所。

在上榜學校的性質上，民辦學校崛起，公立名校依舊保持優勢。

上榜的民辦校、公立學校各50所，前者數量遠超前三年的平均數量，顯示出民辦學校在國際教育領域的快速提升和競爭力。但從國際教育成績來看，公立名校整體排名依舊比較靠前，在前十學校中，民辦學校只有兩所。在前20中，民辦學校也只有七所。

不同區域之下，公立和民辦學校的表現也有明顯差異。在上海的22所上榜學校中，17所是民辦學校，占到上海上榜學校總量的77%。而北京上榜的19所學校中，公立學校是九所，民辦學校是十所。除此以外，深圳八所上榜學校中公立和民辦學校各四所，廣州五所上榜學校則全是公立學校。

“從整個國際教育的發展業態來講，上海是最好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當地政策。”宜校創始人肖經棟對界面新聞稱，上海對國際教育采用了一種獨特的模式，即通過開設國際特色課程班、而非直接與國外高中合作的方式，將國際課程引入學校，供高中學生選擇。

這種方式使得所謂的“國際班”實際上是普通高中體系的一部分，因此公立學校的學費相對低廉，大約每年2000元。公立學校國際課程班規模普遍比較小，因此大量的國際教育需求被分流到了民辦學校。

相比之下，北京公立學校的國際教育優勢明顯和競爭力強大，導致北京的民辦國際化學校難以發展壯大。在北京，一些優秀的非京籍學生，由于有戶籍和學籍要求，她們只能選擇民辦國際化學校就讀。而在上海，21所學校中也有部分學校可以招錄滬外學生，整體市場更加活躍，學生群體更加多元。

北京有大量的高知階層，這些人對國際教育的需求非常高。“在北京，學習托福和雅思就像喝水和呼吸一樣自然，是學生提升自己英語水平的途徑，并非完全出自要留學。”肖經棟稱，北京在語言學習和個性發展上處于全國領先地位，這也是為什么北京的學生在申請美國大學時具有明顯優勢的重要原因。

總體來看，民辦學校在上海的國際教育中表現突出，而北京則是公立學校占據優勢地位。這兩種模式各有特色，但都反映了當地的社會氛圍和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同。

廣深的國際教育生態也有差異。

“深圳是一個商務城市，家長非常看重KPI，即很重視申請結果。”肖經棟指出，這迫使學校想方設法提升申請結果，而深圳的基礎教育相對薄弱，優質學校少，因此大家爭奪有限的優質資源，競爭激烈且兩極分化嚴重。

廣州的國際教育起步較早，但整體發展水平和北京、上海相比有比較大的差距。據肖經棟介紹，廣州早期的民辦教育采用香港的教育儲備金模式，即家長向學校支付一筆錢，學校用這筆錢賺取利息或投資回報來支付辦學成本，而教育儲備金最終要返還給家長。

但這種模式后來無法實現，因為銀行利率下降，不再足以支持學校的發展。同時，政府也不允許民辦學校采用教育儲備金模式辦學，需要清退教育儲備金并采用收學費方式。2000年左右，廣州有一批民辦學校因無法退還教育儲備金而倒閉。而《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在2003年開始實施，廣州此時還處在一批民辦學校倒閉的陣痛中，無法輕裝上陣，極大影響了廣州國際教育的整體發展。

蘇州的國際教育也很活躍，很重要的因素是當地經濟發達，以及政府積極的政策支持和開放的態度。

1994年，中國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合作建立了蘇州工業園區，除了引進技術和資金外，還引入了新加坡的社會治理和教育模式。蘇州很早就有了學生通過交換生或公費留學的方式去新加坡讀書，有哈佛等頂尖大學的錄取案例。因此蘇州對留學并不陌生，家長也很容易接受。

此外，國內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給予地方政府很大的靈活性，地方政府既可以限制也可以鼓勵國際教育的發展。例如，常州和蘇州同屬江蘇省，但在國際教育方面有不同的政策導向。

肖經棟提到，常州的國際教育曾經做得不錯，但后來因政策調整，公立學校的國際部一度被撤銷，原先公立學校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轉入到集團所屬的民辦學校中，導致學生流失多。常州后恢復公立學校辦國際部，但這些政策的變動傷了當地國際教育元氣。

而蘇州一直鼓勵國際教育的發展。在此次榜單中，蘇州有四所名校上榜，老牌學校有中國常熟世界聯合學院、蘇州外國語學校和蘇州中學，新銳上榜學校有蘇州北美國際高級中學。學校性質上，四所學校涵蓋公立學校和民辦學校，課程上涵蓋AP、A-Level以及IB課程。

以蘇州北美國際高級中學為例，該校是經江蘇省教育廳批準的省內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中美合作創辦的國際高中，以科創為特色，在相關專業的科研儀器、研究室等方向花費了大量的資金，國內鮮有學校在高中階段就在相關領域如此巨量的投入。

在錄取方面，2024年，蘇州北美有多名畢業生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學、康奈爾大學、萊斯大學、范德堡大學、劍橋大學等世界頂尖名校的錄取。

肖經棟還表示，在上海和蘇州之間，存在學生流動的現象，甚至蘇州的一些學校主要以接收上海學生為主。例如吳江區的中加楓華國際學校，不少學生來自上海。

蘇州北美國際高中也吸引了許多上海的學生前來就讀，這在過去是很少見的。“就好比北京的學生去天津上國際化學校，在北京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肖經棟稱。

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化學校經歷了不小的震蕩，政策變化疊加疫情，不少國際化學校或因牌照資質問題宣布停運或尋求合并，有的則因經營不善導致資金鏈斷裂。經濟波動期間，一些家庭面臨財務壓力導致“留學斷供”，社交媒體甚至一度有悲觀聲音出現，聲稱“80后中產父母開始拋棄國際化學校”。

多位受訪者都提到，如今家長更加關注教育的性價比，留學目標發生變化，會考慮從美國轉到日本或中國香港等地留學。

但拋開經濟因素，蘇州北美國際高級中學副校長何其新對界面新聞稱，那些堅定送孩子去美國留學的家長，意愿仍非常強烈，這部分需求是剛性的。去年該校招生不僅沒有下滑，反而有所增長。他個人對招生形勢持觀望態度，既不特別樂觀，也不悲觀。

據成都市龍泉驛區青苗學校CEO、執行校長王艷琴觀察，疫情剛結束時，部分需求有待釋放，招生情況其實較好，但到今年，經濟波動導致有些家長付不起學費。

今年暑假，她去上海考察了幾所頭部國際學校，發現這些學校的招生基本不受影響，一旦擴招就立馬招滿。處于1.5梯隊的學校影響也不大，但二、三梯隊明顯受擠壓。她認為，在經濟波動期間，更要力爭上游，只有做到頭部才能避免被淘汰，教育市場的選擇周期非常強。

肖經棟補充稱，近期宜校對全國國際化學校的新高一招生情況進行了抽樣調查。根據其數據，今年國際化學校新高一的招生人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5%，但招生總量仍然處于高位，因2023年的招生人數是近七年中最多的一年。

“對于新學校來說，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比較難，關鍵在于要回歸教育本源，辦出特色和亮點，沒有其他捷徑可走。”肖經棟稱。

談及國際教育未來發展，他認為新銳學校在未來可能會面臨更大的挑戰和發展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現在的競爭環境與過去不同。隨著國際教育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家長們對學校的期望值也在不斷提高，這使得新學校在創辦之初就需要面對更高的要求和更嚴格的檢驗。

其次，特別是疫情后，新國際化學校建設不像以前那么火爆，其中的原因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過去，開發商通過建設高質量的學校來吸引購房者，從而推高房價快速獲得高額收益。在房地產行業低迷的情況下，現在愿意投資新建國際化學校的資金方減少了，不論是私人投資者還是政府，都不像以前那樣熱衷于此類項目。

何其新也表示，很多新銳國際化學校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因為老牌學校在大規模擴張，比如蘇州外國語學校，在蘇州開了多所分校，甚至在江蘇其他地方也有分校。這些學校由于前期運營成功，品牌為人熟知后會吸引大量學生。新銳學校的挑戰是在這些大校的擠壓下尋找獨特的生存空間。

未來將是優勝劣汰的過程，那些運營良好、管理規范的學校會越來越強大，而運營不善的學校則會被市場淘汰，這是任何一個行業發展的常態。

在肖經棟看來，國際教育行業最大的風險并不是市場需求或市場競爭，而是政策風險。

放在更大的視角看，相較于每年上千萬的高考人數，國際教育的學生規模很小，國際化學校高中畢業生每年10萬左右，占全國高中畢業生總量1%上下。但由于中考分流政策的推行，國際教育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剛性需求，出生人口的下降反而對國際教育整體市場的影響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