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關哲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深林有歧途

敗葉掩足印

舉步入荒徑

只為少人行

歷史學家許倬云在與學生陳寧（中國古代思想史、古代中國與古希臘哲學思想比較研究學者）往來的信件中，曾寫下自己翻譯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中的片段，他在信中告訴陳寧，無論讀書還是做人，都需要有不怕寂寞，不隨眾人的心理準備。今日清晨，許倬云在美國匹茲堡與世長辭，享年95歲，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公布了這一消息。

幼年：看見死亡和戰火，知道了什么叫饑餓和恐懼

1930年，許倬云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士大夫世家。出生時因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縮所以他的手腳是彎曲的，肌肉細胞功能的受損使得他一生需要借助雙拐行走。許倬云的童年時光伴隨著抗戰的時代巨變，當時他的父親許鳳藻擔任第五戰區經濟委員會委員，工作職責是保障前線軍糧民食的供應。許倬云因身體殘疾不能像其他兄弟姐妹一樣去上學，所以只能隨同父母沿戰線四處遷徙。

為了逃離日本人的侵犯，許鳳藻需要不斷變更辦公駐點，從湖北沙市到老河口，再到四川萬縣，在他的回憶中，八年抗戰期間除了最后一年多能夠安頓在重慶，其他時候都要“跑來跑去”。在抗戰逃難的過程中，許倬云總是被父親單位身強力壯的同事背著移動，因為身體的不便，他常常只能“被擺在某個地方”，承載他身軀的有過土墩也有過石磨，“因為我一輩子不能動，不能和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這跟我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的關系，歷史學家也做旁觀者”，他曾這樣說道。

許倬云一家停駐在四川時，他的母親常帶著許多女工為趕赴前線的川軍燒熱水。坐在門口的抱鼓石上，看著那些多得望不著邊的軍人，當許倬云聽到其他人說這些軍人“一個都回不來的”，他說自己就是在這時“真正有記憶，忽然從小娃娃變成有悲苦之想”。在《許倬云談話錄》一書中，許倬云說抗戰是自己非常重要的記憶，“看見人家流離失所，看見死亡，看見戰火，知道什么叫饑餓，什么叫恐懼，這是無法替代的經驗”。抗戰的經驗讓許倬云看到了在離亂歲月中普通百姓的犧牲與苦難，這也使得普通人的生活在他日后的史學研究中占據著深重的分量。

中年：對偉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與幻想

1948年底，許倬云全家遷往中國臺灣地區。在插班于臺南二中完成高中學業后，1949年8月，他考入臺灣大學外文系，后又在校長傅斯年的親自勸說下于大二轉入歷史系，開始與“史語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結緣。研究生畢業后，許倬云便進入了史語所工作。1957年的夏天，工作第二年的許倬云獲得獎學金赴美留學，主要研究近東（相對于“中東”“遠東”的政治地理概念，常指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和埃及考古。日后回憶起在芝大留學的日子，他曾說：“住在神學院的宿舍里，住在醫院里，參加民權運動，使我對于美國的民間、一般人的信仰、現代文化的基礎、文化的羈絆如何轉變為日常生活里的行為和規范，有了一些觀察。”

受到美國民權運動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許倬云在供職于史語所和臺灣大學的同時，與老友胡佛、李亦園在臺灣地區共同成立了“思言社”并出版刊物《思與言》，以探尋民主制度下的“社會福利國家”。1970年，在與妻子孫曼麗結婚的第二年，40歲的許倬云辭去了臺大歷史系主任的職務，赴美國匹茲堡大學擔任歷史系及社會學系訪問教授、東方研究評議會主席，此后便定居于美國。

許倬云的治史重點為社會史和文化史，在寫著作《西周史》時，他一改過往史書對周公等政治大人物著墨的書寫方式，將目光聚焦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這種書寫方式遭到了部分史學同行的批評，面對諸如“居然連周公的事跡也不提！”等質疑，他回應道：“在英雄和時勢之間，我偏向于觀察時勢的演變和推移——也許，因我生的時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一般的小民百姓填了無數痛苦，我對偉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與幻想。”

許倬云這種對普通人生活和想法關注的意識在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接受《人物》采訪時也有所提及，“他特別有一種愿意從世俗跟民間的立場來看待歷史問題的傾向，這個跟他個人的學術訓練似乎是有所不同”，王德威說，“所以一開始他一方面做的是上古史的研究，但他的‘心’是非常牽動到當代經驗的”。許倬云的朋友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葉超在采訪中也表示：“他是真真切切地去關心歷史與歷史背后或者歷史中的這些人。”

暮年：希望幫助年輕人安頓身心

作為“生長在新舊兩個世界之間”的人物，許倬云目睹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迅速的變化和發展，他的心中始終縈繞著對歷史和當下的憂思。在2019年拍攝的《十三邀》的節目上，許倬云結合個人經歷，從全球政治局勢談到個人的精神危機，一句“我從生下來就知道自己是殘缺，不去爭，不去搶，往里走，安頓自己”為一些人如何在快速變動的時代，找到自己的內心安頓和人生意義提供了些許指引。很多年輕觀眾在看過節目后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自己很受感動，稱許倬云用他的人生智慧療愈了年輕人的“精神內耗”。

在收到這樣的反饋后，許倬云格外珍惜這“難得的機緣”，希望努力創造更多機會讓更多人聽到他的聲音。盡管年事已高且身體有諸多不便，但他依然堅持關注時事熱點和學術新知。《許倬云十日談》一書記錄了許倬云與數十位院士、學者、科學家、企業家的提問交流：談到疫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許倬云通過對歷史和現實進行對比，分析了大規模瘟疫對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在討論美國社會與政治時，他以其在美國生活、工作六十多年的經歷對美國社會與政治進行了深刻批判，提出美國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和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等社會問題。許倬云對科技與人工智能的發展同樣表示關注，他強調在科技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中要注重與人文素養的結合。除此之外，他還通過直播對談的方式與人類學家項飚、新東方創始人俞敏洪等就當下年輕人關注的“內卷、躺平”等流行社會問題進行對話，以探討個人成長與時代環境的關系。

許倬云的這種“不遺余力”王德威非常能理解，在過去他們常常聚在一起進行學術討論，疫情后在許倬云的提議下，他們保持著一周通一次電話的聯絡方式。王德威說：“那種時不與我的感覺，不只是年紀上的、健康上的，同時可能也是一種知識分子面對這個世界的局勢的那種危機感啊。我覺得危機感是某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他們血液的一部分，他們的DNA里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這一代知識分子）。所以那種緊迫感，用一種很俗的話來講就是感時憂國。”

“我希望盡我的余年，幫助我們的年輕人，身心有個安頓”，在《十三邀》的節目中許倬云這樣說道，他鼓勵年輕人在“驚濤駭浪”之中扎實自己，不要歪曲自己的知識情感。這也恰好與他過去關于如何通過學習歷程觀察世界的見解相契合，“我學了一輩子的目標，就是不糊涂”，他說，“不糊涂并不是聰明，是自己不蒙蔽自己，自己不欺騙自己”。正如《許倬云談話錄》的撰寫者李懷宇所寫的那樣，“我常想，以許先生的身體生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能是歷史的弱者，但是他從不肯松一口勁，終成人生的智者。”

參考資料：

許倬云、李懷宇：《許倬云談話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1.

陳永發等：《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云先生一生回顧》，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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