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硅谷101
前段時間，特朗普向哈佛“宣戰”：凍結聯邦撥款、威脅撤銷免稅地位、試圖限制國際招生。
7月28日，媒體報道哈佛有意向聯邦政府支付高達5億美元的和解金，以結束多項聯邦調查。此前一周，哥倫比亞大學也宣布將支付2億美元。
這些博弈將美國大學與政府的矛盾推至風口浪尖，也折射出美國大學復雜的財政體系。同時，美國國會也正加速推進改革，計劃直線提升大學捐贈基金的課稅率。
曾經，不少學校主要依賴于捐贈基金的投資收益創收：它們重倉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在過去幾十年創造了驚人回報，而如今這套玩法卻不再奏效。
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聊聊：為何政府資助與捐贈基金如此重要？面對投資回報下滑和政府擠壓，學校該如何破解財政困境？更重要的是，教育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大學的金融化、市場化與行政化，將讓美國的未來付出何種代價？
01 錢從哪來？美國大學的收入拼圖
我們先來算一筆賬：美國的大學最基本的分野是公立和私立大學，其中最大的區別是公立大學一般由州政府出資建立，因此對州內居民收的學費較低。
根據Education Data Initiative的數據，2024-25學年中，美國私立大學的平均學雜費超過58,000美元，公立大學的外州學生為28,000美元，而本州居民為10,000美元左右，四年加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這僅僅是平均值。在我們耳熟能詳的私立大學里面，哈佛大學一年所收的學雜費共86,000美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官方數據也顯示學雜費最高可以達到52,000美元。
根據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數據，在過去20年里，學雜費在公立和私立高校里分別漲了接近150%和200%。
Miguel Urquiola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
美國的大學學費高得離譜。如果告訴一個歐洲家長在美國上大學要花多少錢，他們可能會當場暈倒。
例如，德國的公立大學是免費的；而在英國，即使是牛津、劍橋這樣的名校，英國本國學生的學費上限也被限制在約1.2萬美元左右。相比之下，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沒有類似的價格管控機制。
但是，如果你去問這些動輒收費七八萬的精英高校，他們會告訴你，我們收的錢一點也不貴。
孫昱
金融時報駐紐約投資記者：
它會說，維持這個學校運轉實在是太貴了，我們這么收已經是便宜你了。當然我是這樣理解，因為經營學校，教授工資很高，各種硬件、軟件設施都很貴，都是往最好的去配。所以確實，教育就成了奢侈品。大學可以說，我們就算收你一年60,000的學費都不足以覆蓋我的支出。
那么，除了學費之外，美國大學的收入從哪里來呢？
我們剛才提到，美國大學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公立大學承擔著“為本地學生提供可負擔教育”的任務，因此接受州政府資助。不過，過去幾十年間，公立學校獲得的州政府資助也在不斷減少。
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例：2024財年里，這所頂尖公立學府的預算高達38億美元，但州政府撥款只占了其中的14%。相比三十年前高達50%的比例，州政府對公立高等教育的支持已經大幅縮水。
它的最大收入來源是學生的學雜費，占總預算的近三成。除此之外，學校還依靠聯邦政府的科研資助、私人捐贈、校內服務創收，以及像博物館、學生宿舍、演出中心等輔助性經營收入。
不過這些收入很多都帶有“專款專用”的標簽。比如聯邦資助只能用于指定的研究項目，捐贈往往限定只能發放獎學金，連投資收益也可能用途受限。
而私立大學，比如哈佛、耶魯、斯坦福，從州政府幾乎拿不到一分錢。和公立大學一樣，這些學校也依賴于學費、聯邦撥款和私人捐贈，且由私人捐贈組合而成的捐贈基金（endowment），所占的比例比在公立學校大得多。
2024財年，哈佛大學的總收入為65億美元。這其中，捐贈基金收入占了45%，剩下的學費收入占了29%，聯邦政府及其他非政府的研究補貼占16%。
除此之外，部分學校還可能有其他收入，就比如學校運營的醫院和體育隊。
首先來看大學醫院。以匹茲堡大學的UPMC（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匹茲堡大學醫療中心）為例，這家附屬醫療體系在2023年全年營收達到280億美元，擁有40家醫院和8,700張床位。它產生的大量現金流，可用于支持醫學院、科研項目和教學資源，是大學重要的財政支柱之一。
再看體育隊，尤其是像NCAA一級聯賽（簡稱D-I，是美國大學體育總會NCAA下的最高級別聯賽)這樣的體育項目。以俄亥俄州立大學為例，其體育部門在2023財年創下2.8億美元營收，主要來自NCAA比賽門票、電視轉播、贊助商以及校友捐贈，屬于全美頂尖水平。
即便2024財年收入略降至2.55億美元，仍帶來巨額資金，用于學生獎學金、設施建設和球隊運營。其他頂級學府如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阿拉巴馬大學、密歇根大學等，也紛紛突破2億美元規模。
最后，在一些擅長理工的大學，如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像生物醫藥和芯片設計這樣的科研結果商業化，也會帶來技術轉化及專利收入。根據官方數據，2024財年，斯坦福從專利授權中獲得的毛授權金收入約為6860萬美元，涵蓋541項技術成果。
同時在美國，大部分大學，無論公立還是私立，都是非營利機構，因此在稅收上和大部分醫院、慈善組織、公益機構一樣，享有501c(3)組織的稅收優惠。而這，也是特朗普政府不滿的一點。
特朗普：
我認為免稅地位是一種特權，而且這種特權被很多學校濫用了，遠不止是哈佛。所以我們看看事情最后會怎么發展，這確實是這些學校必須非常非常小心對待的問題。
此次受到政策影響最大的，也是美國高校依賴度最高的收入來源就是：捐贈基金。
02 財富永動機？“耶魯模式”與捐贈基金神話
大學的捐贈基金，其實和養老基金、保險基金等很類似，并不是單單一筆巨大的款項，而是由幾千筆捐款共同組成。
在美國，通過捐助來回饋自己所處的社區是一項傳統，而大學也不例外。隨著大學規模不斷擴大，校友的職業生涯步步高升，捐助基金的數額也水漲船高。
為了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長期以來，美國政府對捐贈基金的投資收益部分僅收取1.4%的低稅率，有助于讓大學通過投資擴大捐贈基金的規模，并將這些錢重新投入到教育和科研過程上。
同時，捐贈的部分對捐贈人本身也是免稅的，這就讓大學更有動力和理由為捐贈基金募款。
在這個過程中，收益最多的是私立精英大學，因為一流大學有大量杰出的校友，所以可以雇傭專業的投資人才來管理捐贈基金。其中，耶魯大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Chapter 2.1 耶魯模式：過去的輝煌與今天的挑戰
位于康涅狄格州紐黑文的耶魯大學，不僅擁有世界第二大校友捐贈基金（約414億美元），更是為所有學校開創了一個名為“耶魯模式”的先河。這是一套專為大學捐贈基金量身打造的投資體系。
這個故事要從1985年說起。那年，31歲的耶魯經濟學博士David Swensen被他的導師請來接手耶魯的捐贈基金。當時他在風頭正盛的雷曼兄弟工作，從事新型金融產品的開發。他的導師說服了他放棄了將近80%的華爾街薪資，參與他之前沒怎么接觸過的資產管理工作。
而后續的故事證明，這一舉動正開啟了一場投資革命。
當時幾乎所有大學都在用所謂的"6/4配置"——60%投股票、40%投債券。但Swensen發現：大學的資金是永續存在且免稅的，因此完全可以投資長期非流動資產。于是，他大膽押注私募股權、風投、對沖基金和房地產，并建立了一支專業團隊來嚴選管理人。
這種模式讓耶魯獲得了非常驚人的回報：從1985年起至今，捐贈基金年化收益率高達13.7%，資產從13億美元暴漲至超400億美元。
耶魯大學官方：
在過去30年間，相比于被動的“60%股票、40%債券”的配置策略，耶魯的投資策略帶來了超過300億美元的收益。
孫昱
金融時報駐紐約投資記者：
它這個思路是，因為這些資產門類的特點是回報率比較高，但是風險高，而且相對來說可變現能力差，所以需要持有時間比較長才能獲得較高的回報率。
而且，你需要雇傭到頂尖的資產管理者。當時耶魯的條件很厲害，所以很容易找到像紅杉這樣頂尖的管理者。所以就把錢投給那些頂尖的PE（私募股權）、VC（風險投資），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范圍之內，能讓他們幫助我創造出超額的回報率，可以是15%，可以是20%，可以是遠遠超過公開市場的股票或者債券。
耶魯獲得成功后，在Swensen門下走出的大批高管被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等名校高薪挖走，耶魯模式也被帶到各自學校，使投資非公開交易市場的投資邏輯成為頂級院校捐贈基金的統一范式。
實際上，這不僅是影響了其他的捐贈基金。像養老金乃至各類主權基金，都在發現這個投資模式效果不錯之后爭相模仿。這種專注在像股票、債券和現金等傳統資產之外的投資模式，核心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alternative investing（另類投資）。
在1994到2008年間，根據美國大學與學院商業官員協會（NACUBO）的數據，大型捐贈基金每年實現了超過基準410個基本點的超額收益。這段時期，也被稱為另類投資的黃金時代。
如今，耶魯大學的捐贈基金總額超過400億美元。根據學校公開的數據，在2023-2024財年內，耶魯在私募股權類資產上投入了107億美元，而在風險資產上投入了101億美元，這兩項加起來占了總資產的一半以上。
然而，這里我們必須提到的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另類投資的表現卻一路下滑。知名投資顧問Richard Ennis在一篇名為《另類投資的衰落》的論文中指出，有65%的美國捐贈基金為了效仿“耶魯模式”，大量投資另類資產。
但過去十年里，NACUBO數據顯示，總額達8740億美元的大學捐贈基金，其年均回報率為6.8%。而一個全球70/30配置（70%股票、30%債券）的投資組合，其年均回報為6.83%。
金融時報稱，考慮到美國資產在這十年表現異常強勁，而多數捐贈基金配置中美國資產比例遠高于全球平均，這個對比其實已經算是對捐贈基金“相當寬容”。
所以，雖然捐贈基金仍然依據“耶魯模式”，重倉非公開市場內長期持有且流動性較差的資產，但就在最近，包括哈佛和耶魯在內的一眾高校開始著手賣掉這部分資產，從而找回部分流動性。
不過現在，我們先來聊聊：這筆錢，都被用在哪里了？美國大學的開支，為什么這么大？
Chapter 2.2 稅收改革對捐贈基金的影響
劉君
7EDU IMPACT ACADEMY創始人
硅谷創新私校Leadways創辦人：
可以認為，捐贈基金是一個大學的金融保險箱，希望它通過這些錢做一些長期投資，比如股票，不動產等等，產生的收益可以每年用一部分，只能用4%-5%的樣子。這樣的話，慢慢既能保證在危機中抗風險，又能持續地讓學校發展。很多人會說，大學有這么多錢，富得流油，為什么還要漲學費？因為它每年只能動用4%-5%，并不是說可以全部去用。
我們再以耶魯為例：耶魯的捐贈基金高達400億美元，但大約75%的捐贈基金是有使用限制的；學校在法律上被要求只能將這些資金用于捐贈人指定的用途。于是，耶魯能動用的資產只有25%。但這筆錢里面，耶魯明確表示，學校每年計劃支出僅相當于捐贈基金總值5.25%的資金。
耶魯大學官方：
捐贈基金其實和儲蓄賬戶非常不同。一個家庭的儲蓄賬戶通常是為了將來的大筆開銷，比如買房、買車，或者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有時候也可能是為了應急，但歸根結底，這筆錢最終是要被花掉的。而捐贈基金是用來投資的，學校可以動用的是捐贈基金產生的收益，而不是基金本身。
在能用的錢有限的情況下，精英大學的開支又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2024財年，耶魯的總體支出高達62億美元。但如果我們細看耶魯提交的信息，會發現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一項叫做“其他工資”的支出。注意了，這可不是付給校董、校長、教授等學校高層的工資（雖然這些人的工資也很高，比如校長Peter Salovey去年的薪水就高達230萬美元），這40%的支出，實際上是耶魯付給除高管和教授之外的行政人員的工資。
這就要說到近年來美國大學被不斷詬病的問題：行政膨脹。
耶魯在2024年雇傭了5923名管理人員，而本科生只有6800名，幾乎到了每一個本科生就對應一個管理人員的程度。
數據顯示，耶魯在2003-2019年間本科生人數幾乎沒變（僅增長約11%），但行政管理人員暴漲45%，尤其在2018年時，耶魯是常春藤中管理人員最密集的學校，全美私立大學中排名第五。
學校為什么要雇那么多行政人員？一方面，這是因為政府和教育部門越來越多的監管及合規要求，導致需要更多行政人員處理這些任務。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精英大學的收入來源是剛才提到的學費和捐贈基金，這些收入并不像在企業一樣和工作效率有直接關系。
既然學校不是自己為這些管理費用買單，那么自然就缺乏了控制成本的動力。著名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就解釋說：很多學校高層在招行政助理之前，根本沒想好這些助理的工作是什么，他們只知道自己需要這些下屬。這正反映了崗位設立并非需求驅動。
當然，除了行政膨脹增加了開銷之外，要維持學校的本身的教學、科研等功能，絕對不是一筆小數目。大部分情況下，學校的開支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教學和科研、設施和基建、獎學金及助學金。
教學和科研方面的支出（比如教授薪酬、實驗設備維護等）一直是高校預算中最大的開銷。而近年來，美國大學的獎助學金支出也在快速上升。
以耶魯為例，2024財年其獎學金和助學金額達到約4.87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于捐贈基金，另一半則得靠運營經費來填補空缺。
最后，美國大學幾乎年年修建宿舍、體育館等設施，建設和維修都需要花費。比如哈佛2024年投入6億美元在基建上，而評級機構Moody's預計，美國高校在未來十年中基礎設施方面的“延后維護需求”高達7500-9500億美元。
而這些預算支出，都是在每個財年初就已經確定好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當聯邦政府突然宣布撤銷科研項目資助時，大學會陷入混亂：這些聯邦經費通常只用于特定項目，一旦被削減，大學難以從其它地方抽出備用資金，只能被迫中止項目，損失嚴重。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會要對捐贈基金收稅這件事，才會在投資收益不景氣之外，對這些精英學校造成巨大打擊。
在新一輪稅制下，國會將對普林斯頓、哈佛以及大約60所擁有大型捐贈基金的高校征收分級稅率。
其中最富有的學校將面臨高達21%的稅率，而這比現行的1.4%稅率高出近15倍。根據衛斯理學院經濟學教授Phillip Levine的估算，這項改革將使一些大學額外承擔數億美元的稅負。
比如，位于休斯頓的萊斯大學原本需向聯邦政府繳納900萬美元稅款，而現在可能激增至8700萬美元；
普林斯頓大學的稅款將從3900萬美元飆升至5.86億美元；
哈佛大學更是從5700萬美元暴漲至驚人的8.49億美元。
劉君
7EDU IMPACT ACADEMY創始人
硅谷創新私校Leadways創辦人：
現在整個學校，包括哈佛，支出壓力是非常大的，尤其還有很多學生其實是拿獎學金的，所以說它們很大程度是依賴捐贈基金支持運營和獎學金。所以我覺得，這個稅務如果收到捐贈基金上的話，其實對它來講，確實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華爾街日報》在一則最新的分析中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限制哈佛的聯邦資助、禁止其招收國際學生、并對捐贈基金收取高額稅務，那么哈佛下一年可以調配的收入將減少高達十億美元。
紙面上看，哈佛的年度預算是64億美元，少了這十億并不是活不下去。但就像我們之前說的，大學們雇傭了大量行政人員、承擔大量教學和科研任務，這樣幾年下來，一定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研究教育金融的教授Robert Kelchen就說：最后哈佛一定會被迫削減開支。這所學校的未來必定會改變。
Chapter 2.3 流動性維基：耶魯模型之死？
面對這樣的挑戰，大學們也沒有閑著。在另類投資回報持續走弱、聯邦政府又開始撤回對高校資助的背景下，耶魯大學率先行動，成為首批出售非公開市場資產的大學之一。
6月10日，耶魯正洽談通過二級市場出售約30億美元的私募股權投資組合。校方發言人表示，這項代號為“Project Gatsby”的交易，將幫助學校把流動性較差的私募資產變現為現金，用于下一輪投資。
他強調，這并不意味著耶魯要放棄長期堅持的投資策略，而是運用機構投資者普遍采用的組合管理手段，在市場變化中靈活調配資產。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耶魯首次涉足二級市場。與直接投資私營企業不同，二級市場允許投資者在資產尚未到期前，將手中的投資份額轉讓給其他買家。通常來說，這類交易為買家提供一定折扣，以彌補資產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但據媒體報道，耶魯此次交易的折扣可能僅為5%左右，對一筆規模龐大的資產來說，這樣的定價已經屬于優渥，可以說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耶魯也并不是唯一這么做的學校。與此同時，哈佛大學正商談出售約10億美元的私募股權基金份額。其余學校雖然沒有出售資產，但卻將目光投向了另一收入來源：債券。普林斯頓在考慮發行3.2億美元應急債券，西北大學、布朗大學等也在采取同樣的措施，增加現金儲備。
向資本市場發債，早已是美國大學常見的融資手段。在美國，只要是一個實體，包括公司、政府和非營利的大學等，都可以發債。這類債券往往是市政債券（municipal bonds）或者稅前債券（tax exempt bonds）。
這些債券可以被市場上的投資人購買，學校則承諾在未來分期償還本息。雖然大學不像公司那樣有股東，但還本付息的責任依然真實存在。
孫昱
金融時報駐紐約投資記者：
大學發債的話，它有很好的抵押物、很好的現金流，所以可以拿到非常好的credit ratings（評級）。事實上，哈佛的評級是好于美國政府的。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插曲：五月，評級機構Moody's將美國政府的國債評級從最高的3A級降級了一個等級。這也就意味著，購買美國國債，不再是一個萬無一失的投資。
與此同時，哈佛、普林斯頓等常春藤名校的評級卻依然是耀眼的3A，代表了評級機構對這些學校的信任。對投資人來說，這些學校的債券幾乎無違約風險，因此也很搶手。
大學發債的用途，和之前提到的捐贈基金支出途徑沒有太大區別。債券可以用來修建學生宿舍、擴建實驗室、翻修體育館等等之類一次性資金需求龐大的項目。
同時，債券也解決了捐贈基金使用限制的問題；許多高校在低利率環境下發債，借便宜的錢提前籌資。
無論是在二級市場出售資產還是發債，各大高校這么做，最直接的原因，都是我們剛才反復提到的：流動性。面對聯邦資助不確定、聯邦研究基金被凍結、潛在捐贈稅率上調等情況，學校急需現成資金。
當然，非公開市場的資產缺乏流動性這一點，并不意味著市場和投資人們已經全盤否定了耶魯模型。
資產管理公司Partners Capital Investment Group的CEO Arjun Raghavan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盡管“耶魯模型”面臨費用高、流動性差、結構復雜等挑戰，但簡單的60/40股票-債券組合并不是解決方案，因為在過去120年中，這類組合有六次，在長達7年以上的投資區間里，產生了實際負回報。
他提到，盡管私募資本泛濫導致選出優質投資變得更難，但某些領域仍有顯著機會。
比如私營企業自2008年以來盈利增長比上市公司就要快3個百分點。“在高度不確定的世界中，一個經過優化和調整的捐贈基金模型，顯然是更優的投資策略。”
03 名校之外，美國高等教育的財政危機
Chapter 3.1 預算壓力下的裁員、合并及破產
捐贈基金、債券融資等收入來源，主要還是發生在耶魯、哈佛這樣擁有巨額捐贈基金的私立精英大學。這些學校“家底厚實”，即便遇到市場波動，也有足夠的緩沖空間。
但事實上，美國高等教育的財政危機，在名校之外早就悄然爆發，并且影響范圍更廣、程度更深。
2023年，擁有R1研究地位的大型公立高校西弗吉尼亞大學就因財務和結構轉型問題，掀起了一場大規模裁員潮。
這所學校的董事會批準關閉28個項目，包括全部外語系及多個文科專業，同時裁掉了143名教師，涉及化學、土木工程、公共衛生等領域。
史無前例的是，這樣一所在美國旗艦式的公立研究大學，在這次重組中取消了數學研究生項目。語言、藝術、教育等純學術方向課程大幅壓縮，只保留少數基礎服務課程。這樣大刀闊斧的改革，當然導致了很多學生及教職工的不滿和抗議，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Andrea Rupp
西弗吉尼亞大學學生：
有人說這些削減只影響到一些小科系，但事實并非如此。由于缺乏透明度，加上削減幅度巨大，已經嚴重破壞了教師們對學校的信任。這不僅僅是某些冷門專業的問題，而是影響到了所有人。
這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預算赤字危機。截至2023財年，西弗吉尼亞大學面臨高達4500萬美元的結構性赤字。雖然最初校方聲稱并非財務危機，但隨后確認若不采取措施，赤字預計會擴大到7500萬美元以上。
導致預算赤字危機的原因，正是不合理的支出加上不斷下滑的入學人數。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2020-22年間西弗吉尼亞大學的支出增加了38%，主要用于擴建學校設施，但入學人數才僅僅增長了7%。
西弗吉尼亞大學可能是近年來裁員范圍最大的研究型大學，但它并非個例。
最近，康涅狄格大學（UConn）就面臨超過1億美元赤字，正在計劃裁員和壓縮教學項目。今年四月，在美國政府宣布取消特定研究項目的補貼后，許多學校也不得不縮減了相關的人員。
對于規模更小的私立學校而言，早在疫情期間，他們的處境就已經舉步維艱了。我們硅谷101播客在2020年曾經采訪了加州一所私立學校的講師Crystal，她提到多個學校凍結招聘，和疫情期間入學人數減少，尤其是國際學生人數下降，有很大的關系。
自2015年以來，已經有85所小型非營利文理學院關閉，其中不少是有百年歷史的名校。2021年，位于阿拉巴馬州，有近200年歷史的女子學院Judson College宣布關閉。這所學校的捐贈基金只有1550萬美元，疫情期間校長向外界籌款500萬美元，但沒有達到目標，最后只能決定關閉。
劉君
7EDU IMPACT ACADEMY創始人
硅谷創新私校Leadways創辦人：
小型文理學院，它會有一些關閉、合并，因為它持續有赤字，因為文理學院的一些專業可能比較冷，然后這個學校可能不夠綜合化，也會讓學生望而卻步，因為學生升學的過程中，選擇文理學院的還是屬于少數。2016-2021年，大概美國平均每年有30-40所私立大學關閉或合并。也有一些網站預測，在未來的十年之內，美國可能大概有15%-25%的小型私立高校會徹底地關掉或消失。
為什么同樣是高等教育院校，這些學校和上一章我們列舉的私立名校命運截然不同呢？
劉君
7EDU IMPACT ACADEMY創始人
硅谷創新私校Leadways創辦人：
這些學校一般沒有大型的科技，也沒有大型科研中心，也不太有太大的捐贈資金，因為大家不太給這種小學校捐款，基本上變成了一個兩極分化的現象：你是名校，我以給你捐為榮，那就更多人給你捐，就變成了有非常多的錢；你是個小學校，你人少，捐贈基數的人也少。
這樣的話，它的財務結構是比較脆弱的，過度依賴于學費。再加上近幾年國際學生減少以及本土學生更希望能夠去更便宜的社區大學，要么就是去比較好的學校。這種中間的既不是特別有名的學校，又不是極其便宜的私立文理學院，其實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Chapter 3.2 財政補貼的逐步縮減
還記得我們在開頭提到的數據嗎？
在一所四年制私立學校，讀完大學平均要花將近25萬美元。而理論上最便宜的，作為一名州內學生在本州的公立大學讀書，四年也可以花到近10萬美元左右。
在這種學費水漲船高的情況下，就很容易想象，對于一名出生于普通家庭的美國學生而言，上大學已經變成了一個奢侈品。尤其是那些本身作為公共資源而存在的公立大學，現在似乎也成為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燒錢機器。
但如果我們將目光投向歷史，就會發現，高等教育的過去并不是這樣的。
以加州大學為例：自1868年成立以來，加州大學有超過50年的時間是完全免費的，1921年才開始對本州學生收取象征性的費用。這種公共資助教育體系，在戰后得到了GI法案等聯邦政策的進一步強化。
但1960年代末，事情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是加州州長里根削減教育預算，迫使學校通過收學費來自籌經費；另一方面是聯邦政府推出了高等教育法案，為學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貸款便利，這也創造了在當下美國社會備受爭議的社會話題之一：學生貸款。
聯邦學生貸款項目建立的初衷，是為了讓更多的學生能夠獲得高等教育。但在實際操作上，這卻幾乎造成了相反的結果：教育從公共產品變成了私人消費。
只要你愿意負債，就能上大學。反過來，學校就有動力提高學費，知道學生能貸款支付，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自1970年以來，學費不斷上漲，而州政府對公立大學的資助卻一路下滑。同時，學生貸款總量也不斷升高，在2025年達到了1.7萬億美元。
另外，2000年代開始，加州大學系統正式開始發行所謂通用收入債券，債券的背書正是學生的學費。為了吸引投資者，學校還會把債券評級、品牌排名、校園新建項目作為指標，一步步提升自身在資本市場的形象，這就造成了一個閉環。
而在這樣的系統下，真正被犧牲的，是教育本身。大量教職工被裁員，許多年輕科研人員找不到終身教職，只能做兼職講師，低薪且無保證。“沒有用”的人文類學科被砍，而學校本身，就像之前提到的西弗吉尼亞大學，則像房地產公司一樣擴展建樓，同時削減教學項目。
再比如那些擁有百億捐贈基金的精英大學們，雖然不用擔心破產，但卻大量招收行政人員，薪資對標企業高管。
孫昱
金融時報駐紐約投資記者：
這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所謂大學的膨脹。所以對哈佛的批評不是完全沒道理的。就是行政化，你找一大堆行政人員，給了很高的工資，按照企業方式來給。那需不需要呢？這就是一個問號。
04 教育還是生意？大學制度的拷問
我們回顧了美國大學背后的財政結構，也看到了哈佛、耶魯這些頂級名校如何憑借捐贈基金和金融操作在資本市場上穩坐C位。但與此同時，更多的高校，尤其是公立大學和小型私立學校，正在財政崩潰的邊緣掙扎。
在科研資助被砍、捐贈基金稅收政策面臨重構的同時，美國高等教育系統似乎正陷入一場結構性的困局。而這場危機，并不僅僅是某些學校的失敗，更是整個制度選擇的后果。
當我們談論"大學"的時候，我們到底是在談什么？是一個培養人才、創造機會、推動社會進步的公共機構？還是一個以金融產品運作為核心、捐贈基金為燃料的資產平臺？其實我們的采訪嘉賓也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當下的危機，是對教育本質的提問。
劉君
7EDU IMPACT ACADEMY創始人
硅谷創新私校Leadways創辦人：
我覺得這次更多看出來的，就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危機，是一個財政和制度雙向的危機。知識到底有沒有國界？大學到底它的社會作用是什么？是給整個世界提供知識、人才，還是說為國家知識、人才做保證。這個其實我們大家對于不同國家的政策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覺得總體來講，它更多是對于教育本質的一個重寫。
無論哈佛和政府之間的"宣戰"結果如何，我們都無法忽視一個現實：如果教育系統繼續金融化、市場化、行政化，那么最終付出代價的，不只是某一所大學，不只是某一代學生，而是整個社會對未來的想象力。
我們需要重新提問：教育的價值，究竟是誰來定義？又該為誰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