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很多人說諾貝爾文學獎都很公正的，我認為也很公正，但是不是徹底的公正呢？”在2月13日上海圖書館的講座中，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朱振武以數(shù)據(jù)向聽眾闡明看諾獎的國籍與語種分布情況。

從文學獎最初開始頒發(fā)至2017年，共有33位英語作家獲獎，其中正好是英國11位、美國11位，以及其他國家的英語作家11位。到2021年，33位變成了35位，在諾獎的118位得主中約占三分之一，而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又大致平均分割了這35個席位。朱振武由此認為，瑞典文學院的評獎也許并非完全沒有企圖，不是任何方向都沒有的分配。

明白了語種分布的規(guī)則，就能大致推斷獎項的走向。2021年坦桑尼亞小說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獎標志著諾獎又輪到了其他語種。朱振武說，“在莫言獲獎之后，許多人猜測下一個是誰，是賈平凹還是王安憶？我說都不可能，不可能接著給中國頒獎了。而石黑一雄獲獎了，(對日本文學來說）那就是不給村上春樹的一個交代。”

理想主義的不同解釋

要預測誰能夠獲得下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就應當厘清文學獎設立的初衷。諾貝爾文學獎最初設立是為了獎勵“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而這一“理想主義”的標準又隨著時代不斷發(fā)生變化。

朱振武將諾獎標準的變遷分為六個階段。最初是保守階段，獲獎作品要維護20世紀初的理想主義，符合傳統(tǒng)文學風范，所以托爾斯泰和易卜生當時不能入選，當然其中還有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因素。之后是人道主義階段，對理想主義的解釋變成了對人類的深刻同情和廣泛的博愛主義，這一階段的獲獎作家普遍探討人性的本質，對人類困境表現(xiàn)出同情和關懷，法國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的授獎詞中就出現(xiàn)了“憐憫的人道主義同情”的說法。第三階段看重文學的開拓精神，現(xiàn)代主義文學更能體現(xiàn)時代的特征，描繪了人類的生存價值和困境，這一時期福克納、海明威、加繆和貝克特獲獎——授獎詞稱加繆表現(xiàn)出了“自由與責任交錯產生的苦悶，種種道德困境”，貝克特的授獎詞則表彰了他的創(chuàng)新與實驗主義。第四階段是異質文化階段，這一時期評委開始重視民族的、區(qū)域的、非主流的文學，以及其中蘊含的民族特色和傳統(tǒng)。

緊接著就是流散文學階段，該時期的獲獎者包括庫切、奈保爾、萊辛、石黑一雄，一直到最近的一位獲獎者古爾納。從古爾納出發(fā)，朱振武介紹道，非洲的英語文學表現(xiàn)出了三大流散表征：異邦流散，指的是非洲人到發(fā)達國家后發(fā)現(xiàn)難以容身，被歧視與被侮辱；本土流散，非洲本土作家很難接受殖民文化與統(tǒng)治，要表達苦悶與向往；殖民流散，歐洲白人到非洲成為非洲本地人，但并不被接納，在價值觀、文化認同、藝術特色方面與當?shù)卮嬖诟裟ぁ?/p>

他認為，流散文學是上世紀末世界文學的重要話題。一些沒有獲獎的流散文學作者也都非常受歡迎，比如納博科夫與哈金。流散文學對世界文學多樣性與文明互鑒作用很大。例如哈金的英語雖然不能與當?shù)孛绹骷蚁啾龋擦钊硕恳恍隆！拔覇栠^美國人，他們說覺得哈金的英語‘簡單但有意思’（simple but intersting），他的創(chuàng)作不是贏在語言上，而是異質和新鮮性。”朱振武說，哈金的故事背景都在中國，盡管有些是虛構的，他也嘗試過寫美國故事，但就沒有那么多讀者，還是得回來寫中國故事。 

這之后就是回歸傳統(tǒng)的時期：中國作家莫言、加拿大作家門羅、美國的鮑勃·迪倫及英國作家石黑一雄都屬于這個階段。朱振武說，迪倫符合詩歌的音樂傳統(tǒng)；莫言擅長講故事，是個故事家；門羅將自己作為閨蜜的、廚房里的東西寫出來，是如此細致。“如果你聽莫言做報告，你發(fā)現(xiàn)莫言從不講理論，是一個故事接著一個故事，講完故事他走了，大家想你到底要說什么，之后冷靜一思考才發(fā)現(xiàn)他講了一個很深的道理，是一個故事家。”這一點也讓莫言與中國其他作家不同，“有一次賈平凹問我，你覺得我和莫言的小說比怎么樣？我說從譯者的角度來說，莫言是在講故事，你是在玩文化。講故事好翻，玩文化不好翻，《秦腔》《古爐》的陜西文化怎么譯，如果完全從可讀性角度翻，那就不是賈平凹的作品了。” 朱振武在活動上講到。

獲獎與否都有爭議 

作家的獲獎與不獲獎都會引起爭議。朱振武以鮑勃·迪倫獲獎引發(fā)爭議為例，人們只看到他是個歌手，可是他的歌詞也可以看作詩歌，最早的詩歌本來就是可以唱的。莫言獲獎也曾引發(fā)爭議，批評者懷疑莫言的寫作屬于“體制內、歌功頌德之作”，朱振武并不贊同這一批評，“莫言的作品諸如《天堂蒜薹之歌》和《蛙》對社會問題的描寫和揭露已經入木三分。”還有人懷疑莫言學習西方作家福克納與馬爾克斯，對此他回應認為，莫言出生于山東高密，小時候家里窮也沒有書、多是聽書，“向山東快書學習的東西都比西方作家多。”此外也有人將獲獎說成是翻譯者葛浩文的成就，因為葛浩文在給莫言的一封信里提出翻譯《牛鬼蛇神》時“有幾個詞能不能不翻”及“故事的順序能不能改成順敘”，在他看來，葛浩文的翻譯做到了真正地重視原文，翻譯牛鬼蛇神就是“Ox-demons and snake-siprits”，對莫言的信件正體現(xiàn)了其嚴謹?shù)姆g態(tài)度。

朱振武也提到了“村上春樹為何總是陪跑”的問題。他聽說村上譯者之一林少華著文稱“村上春樹諾獎早晚必得”，認為這篇文章可能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篇文章的影響越大，村上就越不可能獲獎，因為諾獎從不聽令任何一個人，也不會因為誰是熱點頒給誰，更有可能是從來都沒有聽過的作家，像赫塔·米勒獲獎前在中國就是零翻譯的情況。”

總的來說，瑞典文學院始終在尋求突破，突破地方主義局限，不斷擴展關注的版圖。前十三屆文學獎都頒給了歐洲作家，直到1913年，印度泰戈爾才成為歐洲之外的第一位獲獎作家。1970年代以后，文學獎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三位拉美作家——聶魯達、馬爾克斯以及略薩——獲獎。諾獎也為世界上不同區(qū)域文學提供了展示的舞臺，“獎項是授予對改善人文有所貢獻的人，而不是獎勵國家的自尊自大。”朱振武說，當然也有一些超一流的作家沒有獲獎，與諾獎同時期的托爾斯泰、易卜生、哈代、喬伊斯、契訶夫都沒有獲獎，由許多原因導致，因此也不需要將諾獎“圣化”。

對于中國作家能否再獲諾獎垂青這一永恒追問，朱振武還是分享了自己的觀察：“許多作家陶醉于國外幾十年前的寫法不能自拔，陶醉于自己的陳年舊事，不能真正寫出共有的人性，不聞不問世事，憑空想象，有的惡搞歷史，有的拼貼名作，有的戲說經典，有的調戲傳統(tǒng)，能獲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