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據多位歷史學者的推特消息，歷史學家、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伊懋可（Mark Elvin）于昨日去世，享年85歲。

伊懋可1938年生于英國劍橋，劍橋大學畢業，1990年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院中國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巴黎高師和海德堡大學任教，在哈佛大學擔任過訪問研究員。他的《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一書被譽為西方學者撰寫中國環境史的奠基之作。

伊懋可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經濟史、文化史、環境史，他說自己研究歷史的目的在于“弄清楚我們的生活何以變成如今這個樣子”。他的第一本專著是研究前現代中國經濟和技術史的《中國的歷史之路》（1973），探討的問題包括：中華帝國為何能長期維持統一而沒有像羅馬帝國那樣最終分裂？中國如何執中世紀各國經濟之牛耳，并成為當時人口最多的國家？為何盡管中國的科學知識水平比歐洲要早得多，卻在帝制后期即明清兩代卻失去了大部分活力？

在此書中，伊懋可提出了著名的高度平衡陷阱理論，該理論在西方的中國研究領域影響頗深。他認為，前工業化的生產方法在中國極其有效，達到了沒有工業-科學投入情況下的極限，這消除了科學進步的大部分經濟壓力。同時，道教逐漸被儒家取代，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范式，道德哲學和嚴格的社會組織發展變得比知識分子中的科學探究更為重要。

之后他意識到，人類日益增長的生產力造成了對自然的攫取，自然環境破壞性地退化，這兩者頻繁地一起出現。伊懋可的學術興趣發生了轉變，致力于考察歷史時期商品農業的擴展如何逐步把自然資源轉化為商品。他把中華帝國史描繪成“三千年的不可持續增長”，在這一看似悖論的說法背后，他指出，一方面中國的前現代農業自然是“可持續”的，它畢竟一直存在到現代的前夜，因此有“三千年”之說，但另一方面，產生利潤的過程經常使它給自己、給參與生產的人制造麻煩，尤其是在那些有水利設施的地區。

《大象的退卻》一書認為，中國農耕方式讓大部分森林遭到破壞，戰爭對景觀環境造成了轉變，水利系統對鄉村進行了重新設計，這些都給大象的棲息地造成了改變。伊懋可向讀者展示的是，十八世紀現代前夕的中國環境退化程度可能比當時的西北歐更為嚴重。2005年，伊懋可憑借此書獲得被譽為漢學界諾貝爾獎的“儒蓮獎”。

從大學退休后，除了偶爾發表文章和評論以及每年在少數會議上發表評論外，伊懋可轉移了研究興趣，并致力于翻譯注釋一部重要但相對被忽視的歐洲植物科學拉丁文著作——1694年RJ Camerer的De sexu plantarum epistola（《關于植物的性的信件》）。

為何一個西方的歷史學家要寫中國的過去？為何中國讀者要對西方歷史學家所寫的內容感興趣？他曾寫過《為何一個西方的歷史學家要寫中國的過去？》一文，談到自己為何研究中國歷史。他說：

“對于我們當中進行這種工作且來自中國以外的那些人來說，如果不想對全人類的歷史的理解有嚴重的缺失，我們就需要能夠將中國歷史的模式與我們所了解的人類其他部分的歷史整合在一起。同理，這也適用于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研究中國歷史也要將中國歷史置于經過仔細研究過的更廣泛的世界史語境中。”

參考資料：包茂宏《中國環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