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當很多肉體集合在一塊兒的時候，當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當人與人的物理距離很近的時候，是否會帶來什么精神上、情感上、心理上的改變？”在昨日舉行的《群眾：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書寫與想象》一書新書分享會上，本書作者、印第安納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副教授肖鐵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看到，群眾的崛起，是中國從王朝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中最激動人心的核心敘事之一。

群眾的出現和五四運動及整個激進的20年代有著深刻關聯。在革命年代，知識分子既希望能夠忘我地融入集體，又想要保存具有感知和反思能力的自我。《群眾》一書試圖處理的，就是知識分子關于個體和群眾關系的深刻焦慮。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與群眾、個體與大眾的關系，并不局限于肖鐵在本書中處理的年代。

關于知識分子與群眾關系的張力，也體現在當下社交網絡或輿論中“這屆群眾不行”的聲音里。那么，群眾是誰？“這屆群眾不行”到底是什么意思？

“群眾”是烏合之眾嗎？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準聘副教授袁先欣認為，今天討論“群眾”時，人們常常會想到“烏合之眾”，意指人會在群體當中失去自我。但現代中國史上另一個著名的表述是“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恰恰是說中國人不能形成有組織的有機整體，只有一個又一個的個體。

事實上，現代和群眾、和群眾形成的肉體的感覺息息相關。以1928年朱自清的《哪里走》一文為例，他這樣寫道：

“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后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后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寧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扎，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后后，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面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

袁先欣談到，中國一向人口眾多，可是好像從來沒有一個空間讓人感到中國原來有這么多人，群眾的現實意象出現了之后，各種各樣不同的聲音也隨之涌現。從五四前后一直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關于個體和群體之間關系的討論非常多樣。西方的群眾心理學認為，群眾聲音的表達是由某些別有用心的政治家操縱的，“可是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家，群眾已經表達出來我們的聲音——我們不要放棄青島，我們不要簽凡爾賽條約。”

袁先欣說，五四的時代是群眾力量逐漸興起的時代，這時候，大家的夢想并非形成烏合的大眾，而是在思考能不能既有自我、又有群眾。五四之后重要的哲學家朱謙之看到，群眾身上有一種情緒性的動能，可以轉換成正面的、革命性的力量。也有人會覺得這一力量很難為我所用。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后來卻把培養群眾比作“養猴子”，“真正能養猴子的人，必須身上蒙上猴子的皮，這些猴子才會相信他。”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宋念申也提及，面對同樣的群眾，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鄧中夏認為，他們要到群眾中去，要去開夜校，給工人上課，“是一種啟蒙性的工作……形成了中共后來群眾路線最早的實踐。”

知識分子對于群眾能產生什么作用持不同意見，但這些意見都是在“真實的、慘烈的、跟身體極其相關的經驗性體驗之中逐漸發明出來的，不是純粹是靠構想想象出來的”，宋念申說。

對當時的作家來說，如何書寫個人融入群眾的過程、如何書寫個體與十字街頭的群眾相遇的場面，是一個重要主題。袁先欣談到，“十字街頭”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有名的意象之一，“到底要退守在我自己的書齋當中，還是走到十字街頭去。”但是“十字街頭”依然存在空間上的限制，它必須在城市當中，而且一定程度上得是現代城市。因此，長期生活在北京的朱自清到了上海，才能夠感覺到工人聚集在一起所產生的巨大的肉體上的沖擊。

在袁先欣看來，中國的群眾其實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脈絡，跟典型的現代工業及其所形成的現代政治直接關聯的群眾是其中一脈，在中國主要城市之外，還存在著分散的群眾，即廣大的、農村的、少數民族的、邊疆的、區域的群眾。她由此指出，知識分子應該關注民間。

如何理解“這屆群眾不行”

宋念申談到，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他在美國教書，同事們一片哀嚎。包括美國主流媒體在內的很多聲音都認為“這屆老百姓不行”，這些人都是民粹主義，特別容易被特朗普迷惑。但他的一位做美國史研究的同事卻認為，不應該責怪老百姓，這些人本來是應該支持民主黨的。在20世紀70年代，民主黨提出的政治性主張對工人、少數族裔給予了支持，對他們有很強的吸引力，但如今這些人卻在給特朗普投票。“民主黨后來變成了如此精英化、金融化的團體，你把這些人拋棄了，怪誰？”

由此，宋念申反思了整個美國進步主義的傳統。他談到，在1968年由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分子共同發起的抗議運動中，激進的學生讓他想到了五四運動前后的知識分子，“也要上山下鄉、和工人農民打成一塊兒”，而且他們的身體接觸“真的是肉體意義上的”，“認為應該去找工人結婚，跟他們性交”。這樣的氣氛形成了一代政治精英，他們認為政策要照顧更為廣泛的底層群體。“里根主義”之后，新自由主義崛起，左翼和金融集團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宋念申的同事認為，不要去埋怨這些人為什么投票支持特朗普，而是要去審視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使得本來應該支持你的群眾離開了自己？

宋念申說，在輿論中我們常看到有人說“這屆群眾不行”，但這樣一種思維方式會導致說話者以為自己跟群眾是不一樣的，“我是比較高檔的，我有更高尚、高超的人道主義精神，群眾都是庸眾”，而不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體會群眾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去思考為什么他們會走向右翼民粹。

袁先欣也談到，《群眾》一書中提出了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二元對立，一定程度上映射的也是個人和大眾的二元對立。20世紀初期那一代知識分子可以融入群眾，是因為他們可以調整自己。他們認為改造自己本身，也是在改造群眾。“魯迅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就是從啟蒙群眾——即講群眾有多么病弱——轉而變成了知識分子批判。”到30年代，魯迅左翼運動的展開，并非是去上海楊浦區告訴工人他們沒有文化、還不夠現代，反而他大量文化場域的言論和實踐是在知識分子的內部進行的。“20世紀群眾政治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每個人如何通過自我批判來改造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