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韓國女作家韓江。瑞典文學院稱，“她以緊密的詩性散文直面歷史創傷并展現人類生活的脆弱。”韓江是第一位榮獲此獎項的亞洲女性作家。對于韓江，其中文譯者的評價是，韓江的寫法“比較安靜、柔弱而且有點蒼白”，側重于意象描寫——白色、鳥、雪等等，而不是動作情節。是什么使她寫得“柔弱、蒼白”，側重意象？這與所謂的女性視角是否相關？

食物關聯生命

以《白》為例，回顧歷史災難，韓江是從一個年輕女性的臨盆經歷寫起的。母親生下第一個孩子是早產兒，她的臉蛋是那么干凈，如同還沒有進蒸鍋的半月糕，純潔得仿佛不屬于這個世界。韓江寫道，“幼嫩的哺乳類中最幼嫩的動物，像半月糕一樣白皙、美麗的孩子。”從小她就學習半月糕的做法：先將米粉和成面，然后捏成一個個半月形，接著放進蒸鍋里。未被蒸制的半月糕美得仿佛不屬于這個世界。可是當它們蒸熟裝盤后，顏色和質感就改變了，變成了與之前的米粉團完全不同的東西。

米糕的蒸制仿佛嬰孩誕生，女性產下后代就像是糕模印糕，生育難道就像蒸糕嗎？生命的模式有跡可循嗎？洪愛珠在《老派少女購物路線》里也寫過，媽媽和外婆像是一個糕模印出來的。米糕和糕點，勾起人們對于幼年的記憶。作家西西《飛氈》里引用的粵語民謠——“團團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團，阿媽叫我睇龍船。”——復現在電影《我愛你！》里老年女性角色無意識的呢喃中。日本女詩人茨木則子在詩中寫，外婆回憶起來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就是“讓孩子們坐在火盆邊/給他們烤年糕的時候。……那僅有的一句話里所包含的/烤年糕般的淡淡咸味的意義”。

在韓江的短篇小說《傍晚時狗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里，樸素的食物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窮困家庭的孩子，自小隨著父母出攤做生意，他們在卡車后車廂賣烤雞肉串、煎糖餡餅和烤鯽魚餅。孩子也會烤鯽魚餅，她用桿子翻鯽魚餅，等它們烤成金黃色，就可以取出來了。她專注地望著鯽魚餅，鐵絲網上的鯽魚餅都戴著同樣的笑臉，不是它們想笑，而是因為模子是笑臉，就像她自己一樣，笑不笑不由自己。母親離開后，父親用一塊三明治慰藉她，兩片玉米面包中間抹上花生醬，這是過去媽媽常做的，不過不是她最喜歡的口味，但是父親不了解。

鯽魚餅烙印著笑臉，半月糕被熱氣破壞了原初的樣子，它們出生時是母親純潔的孩子，在塵世經歷無可奈何的塑造。韓江不止一次地將食物與臉孔和身體相聯系，《植物妻子》和《素食者》通過厭惡食肉、想要變成植物的妻子的形象，呈現所吃的食物構成了人類皮膚、血液和生命的執著想象，一方面道出事實，另一方面也令人陷入瘋狂。

“吃過的肉，原封不動地留在了我心里。血與肉消化后流淌在身體的每個角落。”妻子以獨白道出轉變為素食者的心理（《素食者》）。正因如此，她想要換掉“這令人厭煩的血”，“換掉像囊腫般淤積在各個角落的壞血”（《植物妻子》）。肉體能夠吞吐、消化食物，也能歡愛、繁衍生命。在《植物妻子》中，妻子不僅逐漸喪失了進食的能力，與丈夫歡愛時也散發出植物的氣息，最終完全喪失了人類的特征，變成了一株植物，有樹干、枝葉和果實。丈夫品嘗了妻子結的石榴籽般的果實，“這世間唯一屬于他的女人的果實”，感受那強烈的酸味和淡淡的苦味。

厭食者的食譜

《植物妻子》與《素食者》都將厭食當作重要的癥候來對待。食物的細微感受是通過厭惡來傳達的。這令人想起卡夫卡對于肉的反感，他形容自己的惡心，仿佛口中含著一塊生肉，“一塊從他身體上割下來的肉”。在《變形記》中，房客們大口大口吃著土豆燒肉，變成甲蟲的旅行推銷員格里高爾·薩姆沙在自己的房間聽著咀嚼的聲音，越來越沒有胃口吃東西。

患有厭食癥的還有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她在年少時期曾因此輟學。格麗克對于食物的敏感是顯而易見的。在名為《合作農場的冬日食譜》的詩篇里，格麗克記錄了一種冬日三明治的做法：采摘刺柏樹陰面的苔蘚，將苔蘚發酵，拌進野薺菜和硬梗草，夾到剖開的面包中，就做成了冬日回春三明治。“它叫這個名字，但沒人說/它好吃，那時沒別的可吃時/人們吃的東西，就像沙漠中的無酵餅，我們父母/稱為苦難餅。……本書只收錄/冬日食譜，這季節生活艱難。春天時，/誰都能做一頓美餐。”

格麗克寫過屬于媽媽的食譜。以前，媽媽燒雞肉需要樹上的無花果以及秋雨后的野蘑菇，后來她給丈夫做這道菜，可他并不喜歡。“他想吃他媽媽做的飯菜，可我做不好/我做得費力，就做得生氣。他覺得這很簡單/把雞剁了，往鍋里扔幾個西紅柿/有蒜瓣的話，也扔點進去。”（《無花果》）耐心地燒制與剁開雞肉、扔進去西紅柿與蒜瓣，不僅是烹飪技術的不同，也構成了完全不同的經驗。

大地上緩慢地生長出來的作物，有著自己的獨特味道。格麗克想象著，“我們吃的任何東西，都有山的味道/或許那時山里空無一物。/或許空無一物就是那味道，百里香、迷迭香。”（《日出》）祖母、母親、妻子，女人輪番接管著人們的身體，但是人們糟蹋身體，“沒人告訴我要如何保養身體。/你被媽媽或奶奶照看長大。/一旦離開了她們，妻子就會接管，而她很緊張。（《一張紙條》）。而當與母親的愛斷了關聯，真實的自我就顯露了，“我”變得“強壯但刻薄，像一只鬧鐘”。（《靜夜思》）

與饑餓、飲食的意象相關，格麗克在早期的詩中曾以格萊特的角度重寫童話“漢賽爾和格萊特”，“這是我們曾經渴望的世界/所有想要我們死去的人/都已經死了。我聽見女巫的叫喊……”（《黑暗中的格萊特》），這也是一則關于饑餓與食物誘惑的故事。漢賽爾和格萊特這兄妹倆被狠心的父親遺棄在森林里，正愁找不到回家的路，卻驚喜地發現了一座“可以吃的”森林小屋，但這只不過是吃人巫婆的陷阱。有學者分析認為，童話中的一類女性反派倒轉了女性養育者的角色，她們會先用糖果屋吸引孩子進來，在孩子們面前擺上豐盛的食物，像是牛奶、糖果、蘋果等等，以此接近并殺害、吃掉孩子，最后洋洋得意地宣布，“現在孩子們在我的身體里了。”女性原本那種通過自然聯系來取得力量的機會被逐漸變低、歪曲和否認，這就是為什么晚近的童話版本中這類女性角色總是又老又丑的原因。